区分敌人和朋友是根本性的政治问题
史蒂夫·罗杰斯从来不是那种通过各种理由在会议上迟到，或者，呃，根本不出席的人。这首先是出于萨拉对他的家教，其次是在这个人们通过互联网向着天各一方的陌生人亲热地表达仇恨的年代里，他仍然坚信着公开讨论集体协商的社群生活原则。娜塔莎为此没少嘲笑过他，开他的玩笑说一个反感官僚制的人居然终身遵守了官僚制的原则，他只是笑一笑，并没有对她解释说，一，尝试构建共同体和遵循官僚制是两件事，二，他只有三十岁，说“终身”实在有点言之过早。因为认真地解释只会证实他的死板，而史蒂夫知道她自己就总是嚼着口香糖大摇大摆地走进弗瑞的会场签到，然后在会议的中途像一个幽灵一样消失。
不要误会——史蒂夫对弗瑞那些日常例会有很大的意见，但他总得在现场才能知道事情有多糟糕。佩吉说他有受虐倾向，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她在虐待他。比如说：他这一次的缺席就纯粹是佩吉的错。她在城里举行的竞选会出了差错，原本承诺要来的那位自由派好莱坞影星被一架取消了的航班困在了机场；于是粉丝见面会不得不改成了一般的选举宣讲，而海报上的嘉宾名单则从当红的动作片演员埃文斯先生变成了政治学教授罗杰斯博士。
“佩，你知道我有多恨这些场面活。”史蒂夫一边打领带，一边在电话里告诉佩吉，后者显然是在忙，史蒂夫能听见那些推关门，高跟鞋敲打地面，以及打印机运作的声音。“当然当然，”明显是焦头烂额的卡特女士甚至不掩饰语气里的敷衍，“我也爱你，这次算我的，事情结束了之后请你吃饭，正好小娜叫我把统计部的克里斯汀介绍给你，你们俩说不定会是很可爱的一对，你就当是我向你道歉。好了，我得挂了，纽约市民还在等待呢！”
“现在我不太确定自己该更恨哪一个了，”史蒂夫干巴巴地说，“是被当成竞选马戏团里的猴子，还是你和小娜无时无刻不在给我介绍约会对象。”
回答他的只有通话页面的忙音。他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按灭了手机屏幕，然后拿起钥匙和公文包走出门去。
而这就是他为什么没有出席国际关系与政治研究学院院长尼克·弗瑞在开学的第一周举办的“公共管理与数字化研究研讨会”的原因。因为他是一个好朋友，并且是一个好人，与此同时真诚地把自己投入进这个国家的政治运行之中。绝不是因为数字化这一研究理念本身存在着道德真空的危险，而公共管理这个名词听起来就像是把人当成动物或机器。后两种原因他已经在学院里提了无数遍，所有人都知道，在发表异议的场合，罗杰斯不会允许自己缺席。
造势演讲进行得很顺利，就像大部分同类型的演讲一样，佩吉一如既往地看起来无懈可击，史蒂夫一直觉得她应该自己参选，而非仅仅是在竞选团中做一个负责人，而她会笑着避开这个话题，告诉他还不到时机。佩吉是他在法学院的同学，毕业后进了律师事务所，现在在纽约州民主党的竞选团队里工作。史蒂夫相信总有一天她会自己走进那栋房子[ *指白宫]里去；她属于政坛，而他没有见过比她更合适的人。她有信仰，并且懂得周旋，知道要在什么时候忍让，而什么时候才是证明自己的时机；这是史蒂夫永远也学不会的。早在他们还在大学里的时候，他的名声就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
小时候史蒂夫以为自己会是一个旅行画家，在他还很小的时候。最终他念了硕士，博士，发表关于联邦党人的研究论文，然后留在了学校里。他从一帮朋友那里收到的三十岁生日礼物是一张百老汇的《汉密尔顿》门票，仅仅是为了嘲笑他“像时间永远不够那样写作”。但是时间永远不够。
时间总是不够：比如说，没有人会有足够的时间，既为佩吉撑场子，又能参加弗瑞的学院会议。
回到办公室里山姆告诉了他会议的大致经过，都是些老掉牙的废话，唯一新鲜的事是皮尔斯今年招进来的研究员，那人——按照山姆的原话——辣得很，但是不爱说话，总是冷着一张脸，“那小子估计是和电脑打交道太久了”，山姆说，“已经不知道怎么和人类交流，说不定他连手臂都是金属做的，大脑里面还有芯片——听说他和皮尔斯倒是关系不浅。”
“另一个朗姆洛？”史蒂夫在办公桌前坐下，从公文包里拿出电脑，随口问道。山姆耸耸肩膀，“谁知道呢，”他说，“皮尔斯找来的，另一个杀手也说不定。”作为七十年代的社会运动研究者，以及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山姆只会比史蒂夫更讨厌皮尔斯，常常在私下里用“那个法西斯主义者”来指代这位右翼保守人士。皮尔斯是一个道貌岸然的三件套混蛋，这是这间办公室里的共识，因此史蒂夫只是会心地笑了，没有再追问下去。
学院每年都要招人，有的人会留下并且成为朋友，有的则不会。人事上的来来去去，史蒂夫已经学会不再在意。他现在有一群很棒的朋友——好吧，在他们添乱的时候就没那么棒——他们都是好人，是关心社会并且承担责任的人；他们愿意忍受他。这就足够了。
他有一个信仰。一份工作。一群朋友。这就够了。如果他唯一在意的人，唯一在意的事，早已过早地离他远去，没有踪迹，变得不再可能。史蒂夫·罗杰斯从很早就开始学会不去期待。
所以当史蒂夫路过千万教室中的一间，从后门的玻璃窗里瞥见了站在讲台上的那个身影的时候，他直接愣在了原地。直到下课铃响起，学生们从教室里喷涌而出，从他的身边擦过，也没能让他挪动一下脚步；他傻了，因为那是巴基。
什么也不能让他认错，那个身影确实是巴基。高挑的，瘦削，他穿着黑色的卫衣，小时候脸颊上的婴儿肥已经不见了踪迹，面孔的棱角被遮掩在长发下，偶然露出来，像一把刀。一起消失的还有那份快活的神情，你永远不会忘记巴恩斯家的男孩，从来都是孩子里最显眼的那一个，在他们都还小的时候，史蒂夫曾经以为那笑容就是永恒。
而他学会接受的第二个永恒是：他永远失去了巴基。
故事必须从头来过。
史蒂夫·罗杰斯和詹姆斯·巴恩斯是童年最好的玩伴。更正：詹姆斯·巴恩斯是史蒂夫·罗杰斯童年唯一的玩伴。他们第一次的会面发生在布鲁克林的一条小巷子里，巴恩斯放学的路上；罗杰斯被一群比他力气更大的男孩围在地上打。当然史蒂夫那一端的故事有所不同：班上的一群男生——“那群恶霸”，引用自史蒂夫的原话——在嘲笑他们的一个同学，仅仅因为那个男生用了一只粉红色的铅笔盒；史蒂夫叫他们放尊重点，于是他们就用拳头表达了自己对尊重的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史蒂夫只有六岁，身材瘦小，虽然总是穿着整洁的衬衫（至少在来学校的路上还是整洁的），仍然给每个看见他的人留下营养不良的印象。而詹姆斯看起来干净、得体，懂得礼貌，并且有甜美的微笑，不像永远挂在史蒂夫脸上的那种过分严肃与不服输的表情。但他正是带着这抹微笑向那群小男生们问了好，随后一拳打中了其中一个的鼻梁。他也是用那只还沾着鼻血的手把史蒂夫从地上拉起来，向他介绍自己：詹姆斯·布坎南·巴恩斯，“不过你可以叫我巴基，爸妈和贝卡都是这么叫的。”——贝卡是巴恩斯家的小女儿，巴基四岁的妹妹。
史蒂夫不要别人的帮助，从他妈妈委婉地向他指出他还够不着碗橱，所以没有必要早起为她准备早餐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这次他握住巴基的手，借力把自己从地上拖拽了起来。“史蒂夫·格兰特·罗杰斯，”他说，看进巴基的眼睛里，“没有绰号。我的妈妈就叫我史蒂夫，不过在她生气的时候是罗杰斯。我想我得谢谢你。”
他还是盯着巴基。现在他已经记住了巴基的全名，知道他有褐色的头发和灰绿色的眼睛，还穿着看起来就很贵的外套和皮鞋。但是这些信息都不能向他解释对方为什么要卷入这场混战里，并且站在他这一边。他盯住巴基，试图在对方的眼神里找到答案，而巴基只是耸了耸肩膀，无比自然地迎上史蒂夫的目光。“他们都是一群蠢蛋，”他开口断言，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却没有回应史蒂夫的感谢，“是该有人给他们点教训。”
于是他知道巴基通过了考核。现在他有一个朋友了。
巴基和他并不在一个班，他们甚至不住在一个街区；不过他们都来自布鲁克林，男孩们总有各种各样的机会来制造相遇。他们上同一节美术课和历史课，一起在球场踢球（无论其他男孩怎么嘲笑史蒂夫踢得有多烂），坐在一起吃午饭，放学之后巴基从二楼爬到三楼，在史蒂夫的班级门口等他回家。每个星期他们轮流在彼此的家里写作业。第一次带巴基回家的时候史蒂夫很紧张，他已经拜访过巴恩斯家，第一次见识到独栋洋房、带草坪的花园和永远干净整洁的地毯，贝卡穿着她蓬蓬的裙子，就像一个洋娃娃，而巴恩斯夫人和蔼，温柔，用一顿阳光明媚的下午茶时间，史蒂夫就明白了巴基的笑容是来自哪里。
这一次轮到了巴基前往罗杰斯家。史蒂夫在前面带路，腾出一只手来摁亮楼梯间的电灯，这已经是萨拉支付得起的最好的房间了，但当巴基的皮鞋踏上沾着灰的水泥台阶的时候，史蒂夫还是痛恨这一切的寒酸。说来奇怪——史蒂夫从来没有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过任何的不满意，好吧，他确实希望自己能更快长高，不再生病，在他更小的时候也期盼过约瑟夫还能回来，回到他和萨拉的身边，但是萨拉从小就教育他说我们都只能尽力做好自己能做的，所以他已经学会了只在生日和圣诞节许愿。去年圣诞节他的心愿是能有一盒彩色蜡笔，上周做完作业之后巴基和他趴在地上用蜡笔和水彩画画，所以他猜这个愿望已经差不多算是实现了。后来的圣诞夜里，知道了他的单身汉节日计划的娜塔莎怎么说也要拖着他去参加系里的派对，“仅仅因为你研究伟大的国父们并不代表你自己也要活得像一个清教徒，”她训斥他，痛心疾首，而史蒂夫只是任由她挑选自己的领带，并没有对她解释说，他从小就是一个在生活上很容易被满足的人，而关于生活本身的幸乐，他曾经获得过的已经足够多。
萨拉已经给出了史蒂夫她所能的全部，史蒂夫知道并感激这一点，他对生活没有怨言。可是——他只是希望能给巴基更好的招待。在那个年纪里史蒂夫常常输掉很多的战斗，对抗学校里的霸凌者，对抗疾病，对抗社会不公和贫穷，但是无论哮喘如何阻碍他在自己给自己规定的时间里爬起来，他从来不觉得力不从心。是开门后闪烁两下才能亮起来的白炽灯，还有纱窗上的破洞让他泄了气。他猜他是没法从橱柜里给巴基找出饼干了，也没有下午茶。
当萨拉下班回到家的时候，她发现他们把沙发垫铺在地上，假装那是丛林里的独木舟。开门声打断了男孩们小小的游戏，因此在她面前展开的图景是：巴恩斯家的男孩跪坐在软垫上，热情地向她招手，为她解释他们在狭小客厅里的伟大探险，而史蒂夫迅速地跳下到地板上，只穿着袜子，不安地把双手藏在背后，因为被发现参与进了幼稚的玩闹而不知所措。萨拉·罗杰斯了解她自己的儿子，史蒂夫令她骄傲，他懂事，坚强，但他总会忘记自己还是个孩子。幸好看起来他的新朋友能够提醒他这一点。
于是她笑着上前，揉了揉两个孩子被汗湿的脑袋，夸赞了他们的冒险，然后声称她要去厨房给他们准备三明治，把客厅留给了两个小探险家。当她端着盘子再度进入客厅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发现她，而萨拉看见了大笑的史蒂夫。她无声地放下了点心，然后又悄悄地退回了自己的房间。
这样的场景她每隔一周都能看见。男孩们的玩具从沙发垫可乐瓶换成了漫画书和画笔，时间过去，什么都没有改变。
三年级的时候史蒂夫爱上了画画。他的速写本上画了很多歪歪扭扭的人形，他对所有人宣称自己抽空就画，一切路过的人都可以是他的模特。这道宣言只有前半部分是真的，因为大部分时候他只是在画巴基。所幸那时候他的绘画水平还不足以暴露这一点。他画在音乐课上睡觉的巴基，但后者从来没有见过那些草图。他愿意展示的手稿只包括他桌子上的那一支铅笔，萨拉在病房里忙碌的样子，以及布鲁克林某部分的街景。在更加熟练之后他开始画风景画，从总统山到大峡谷。史蒂夫从来没去过他画的那些地方，他长高了一些，不再那么频繁地哮喘，但还是比巴基矮一个头，不过他们当中没有人介意这件事。萨拉抽不出时间出远门，史蒂夫的身体也不允许他这么做，但是巴基总说他会强壮起来的，在他们长大以后，因为人们就是这样的，你在小的时候会生很多病，但是等你长大，一切就都会好的。这是巴恩斯夫人说贝卡的话，在她不愿意因为发烧而早睡的时候。巴基说在那之后，他们要一起去一趟大峡谷，那个时候他已经能拿到驾照，他可以开走巴恩斯先生的那辆旧雪弗莱，来一趟公路旅行，没有别人，只有他们两个，这样他们就可以整路地说话，没有贝卡来打扰他们，也不会有人催他们赶紧去睡觉。史蒂夫后来想，巴基就是这样的，他迷恋那些山川，就像他迷恋自由，像峡谷里吹来的风，公路旁无边无际的草。巴基宣称自己要做一个旅行者，那么史蒂夫就陪在他身边做一个风景画家，他们的车子会沿着公路开下去，去追赶落日，直到世界的尽头。
不像史蒂夫，巴基去过不少地方，但他一直没有见过大峡谷。他把那趟想象中的旅行称为一个约定。巴恩斯夫人更喜欢欧洲，暑假里总有几个星期他们要外出度假，在那些百无聊赖的日子里史蒂夫一个人在家读书，或者画画，有时候他会在图书馆的电脑上搜索巴基现在所在的城市，想象他在某个小镇的中心广场上，站在喷泉里或者鸽子中间。他把网页介绍上的图片用水彩画进速写本里，然后把巴基寄来的明信片贴在画的旁边。巴基的信里有很多错别字，但他仍然坚持写满最后一点空白。他喜欢和家人在一起的假期，但他总是会在信里标明自己什么时候就会回来。
巴基是在他们十二岁的那一年消失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从德国寄来，那上面说他还有一周就会回来。但是他没有。
那一年他们本应当升入初中。史蒂夫等了两周，没有音讯。没有明信片，没有电话，没有邮件，什么都没有。又等了一周他去敲了巴恩斯家的门。没有应答。巴基在小学的老师史密斯小姐对他们去了哪里完全没有头绪。史蒂夫尝试写信去最后一张明信片寄来的地址，没有回音。巴基——连同巴恩斯一家——仅仅是消失了，甚至没有留下痕迹。
史蒂夫生了一场大病，连着好几天发高烧，萨拉请了假回来照顾他，伏在床头猛然惊醒的时候意识到自己也在期待着敲门声再次响起，然后巴恩斯家的男孩会闯进来，带着他一贯甜美的笑容，来盖过担忧的神情。他会告诉萨拉她可以去上班，这里有他看着，就像每次史蒂夫生病他总会做的那样。
但是这一次没有。什么都没有。
史蒂夫错过了中学的开学典礼，等他再次回到学校已经是深秋。他不认识班里的同学们，下了课就一个人在座位上画画。他在被允许出门的第一天就又去了巴恩斯家，被告知那套房子已经被卖掉了。
那天史蒂夫踏着落叶回家，心里知道这就是结束了。
一切都结束了，不仅仅是一个夏天。好像一个梦，他不知道，是巴基从未在现实中出现过，还是他走进了一个迟迟无法醒来的噩梦。他学着接受所有假设里最坏的那一种可能。
在中学里他没有交到什么朋友，总是一个人在角落里读书或者画画。不过现在他不准备做旅行画家了。他是在高中才迅速地长高。说来奇怪，在那一个夏天之后，他没有再遇到过太多的病痛。他还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愤怒，在不同的场合和各种混账打架；随着他加入学校球队并且定期健身，他们越来越打不过他。
高中开始有女生往他的储物柜里塞纸条，他把它们全都存进同一个抽屉，没有回应过任何一封。由始至终史蒂夫都不太明白“青春期”这个词的具体含义，巴基曾经说那意味着你会开始懂得世界的乐趣；史蒂夫并不懂。世界充满了暴力与不正义，与此同时却仍然残忍地美丽，但这一切和荷尔蒙驱动的青少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是当事情过去以后，史蒂夫才意识到，自己想要的，从来都只有巴基。不过，已经无所谓了。
大学的生活不再只有拉拉队和橄榄球，在图书馆的纸堆里和选修课上，史蒂夫意外地发现自己居然认识了一些朋友。在最开始他和佩吉约会过一两次，终于以达成了他们还是应该保持朋友关系的共识为结果。山姆是他的室友，是个值得托付一切的兄弟，虽然如果他没有和佩吉联起手来给他作媒会更好一些，但是他们毕竟有一起看《星球大战》和《指环王》的交情。此外他的生活就是读书和写作，学院不是净土，史蒂夫当然知道这一点，他固执，但是并不愚蠢；只是文字让他知道，对霸凌者的反击可以比拳头伸得更远。
萨拉是在他博士的第二年去世的，这么多年来她太疲惫，也太思念约瑟夫。他多希望她可以等到自己的毕业论文出版的那一天。但是也是她在他六岁的时候就教会他不为了不可能之事许愿，因此他只是在最终的题词中把这本书献给了她。是她在最早的时候教给他关于信仰的含义，以及永远不放弃自己所相信的，在所有的故事里，她是出现在开场的那个英雄。
佩吉和山姆参加了葬礼，她被埋在约瑟夫旁边。那是一个初夏，布鲁克林的树荫笼罩住排列整齐的大理石，上面刻着被亲爱之人所眷念的名字。佩吉献了花，拍了拍他的肩膀，在某一个瞬间里，这有一点让他想起自己仍然想念巴基。
他终于拿到了那个博士学位。然后他留在了学校里，和山姆一起。史蒂夫写论文，也给报纸写评论文章；那是川普的竞选之年，他几乎用了所有业余的时间来抨击那个混账在媒体上所发表的一切。当他拒绝参加院系的派对时，山姆会在办公室哼唱《汉密尔顿》的音调来讽刺他，而他知道自己诚然不可救药[ *音乐剧《Hamilton》中Eliza主题曲为《Helpless》]；时间总是不够，从来都不够，在那些轻易逝去的时间里，他已经失去巴基，又接着失去了萨拉。
命运像是一个拙劣的玩笑：无论他写了多少论战文章，他们[ *民主党人]最终还是失去了总统席位。在那之前，所有人都向他保证他们会赢；“看看民调数据！”人们说，关心的，好心肠的人们，
当然，她[ *2016年大选总统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不是FDR，但是共和党选出来的那个家伙压根就是个笑话，这轮竞选根本是一场哗众取宠的大型真人秀，可是人民需要的就是这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就是需要每四年一次地把它们的钱浪费在数不清的社交网络、电视节目和海报张贴画上。在这之后呢？亲爱的阿美利卡还是要走上她的老路，底特律和皇后区还会是原来的同一个烂摊子，但人们至少可以期待新总统不会再休息室里谈论女秘书的内衣。伟大的进步，成功的选举，然后生活一如既往地回到从前。
生活不会回到从前了。他们都错了。当佩吉从计票现场打来电话的时候，史蒂夫就知道他们都输了。一败涂地。事情怎么会这样？
事情是这样：你是没有办法笼统地，从人们的收入、住宅区域、婚姻情况与性别中推断出他们的政治倾向的。因为人们是人，而不是其他可以拿来加减的物件。因为人们不是数据。人们有自己的感情，无论是面对调查员还是面对电视上的政策宣传，人们有懦弱和虚伪，就像他们有毅力与决心。仅仅有好心肠和关心还不够；这些事情都是电脑无法告诉你的。政客欺骗了人民，是的，猜猜人民怎么反击？他们欺骗了民意调查和社交媒体。晚间新闻里滚动的数字没能代表他们，但是选票可以。川普或许是个小丑，或许吧，但他是人民的小丑，而更可怕的是：或许他压根就不是个小丑，那不过是核按钮之外的面具。事情是这样，从来都是这样，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怎么会允许自己堕落到这样的境地？
史蒂夫不知道。突然之间他的生命里出现了太多不可知，远远超出了他的把握之外的事，时尚，网络流行，美国政治；还有巴基的消失。2016年——这是他第二次面对失去。忽然间他感觉自己又重新变成了布鲁克林的那个十二岁的孩子。
而现在巴基回来了。
回过神来像是花了他的一辈子那么长，时间变得像是十二岁时的那场病中一样不可确定。只是这一次史蒂夫眨眼，然后睁开——巴基就在那里。他回来了。
下课铃响过很久，走廊里只剩下稀稀疏疏的行人，阶梯教室显得空荡，零落着一两个正在把电脑装进背包的学生。史蒂夫耐心地等待他们离开，与此同时眼神没有一刻移开过讲台上的巴基。他在整理教案，从教室的电脑上拔下u盘，把马克笔合上笔盖，把板擦放回笔槽，一绺碎发从他的侧脸滑落，他把它们重新别到耳后。窗外是阳光、落叶和好风景，巴基没有一次抬头。
史蒂夫在最后一个学生也离开后悄无声息地来到教室门口。他早就习惯了一个人可以挡住大半个门框，但这一刻，他觉得自己渺小，拘谨而惶惑。他不确定要说什么，在这么多年之后，直到他自己的话语背叛了他。
“嘿，”他说，感觉单词也像秋天的落叶，轻飘飘地滑过自己的舌头，“巴基？”
“谁他妈是巴基——”讲台上的人几乎是本能地回应道，仍然专注于自己手头的事情，直到他转过头来。现在史蒂夫能看见他的眼睛：灰绿色，就像小时候一样，但是肃穆。甚至死寂。巴基停了下来。
现在他起初不耐烦的面孔上出现了困惑的神情；还有不能确定。史蒂夫不知道自己要如何命名对方眼睛里闪过的那些情绪，也同样不知道，如果巴基甚至认不出他——那他将要如何面对自己破碎的心。于是他及时打断了对方：“巴基，是我，史蒂夫。”
“史蒂夫。”对方只是木然地重复。
“过去很多年了，”史蒂夫补充道，带着想把对话接续下去的好心，与此同时有点不知道自己正在说什么，“太久了。”
他们盯着彼此。也或许没有，他们只是相对立地愚蠢地站着。巴基最终说：“史蒂夫，”他说，好像用了刚才的所有时间来观察，直到现在才下定了决心作出判断，“你...比我想得要更高大。”他不确定地指出。
“漫长的故事，”史蒂夫笑了，作出一个了然的神情，摇了摇头，对他耸耸肩膀，感觉正在对方的目光里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体，“想来杯咖啡吗？我们可以换个地方聊一聊这个。”
“好吧。”巴基听起来很轻松；然而他在咬他的下嘴唇。史蒂夫注意到了这个：不是个好的迹象，这意味着他在忍耐着什么。但是他很快就没空去想，因为巴基存在，并且确实跟了上来。
他们在校园的咖啡厅里。史蒂夫无数次幻想过他们在校园的咖啡厅里，而现在事情真的发生了，于是他开始不知所措。他有无数的问题要问巴基，其中就包括，对方为什么会点无糖的冰美式——巴恩斯从小就是个甜牙齿，他的卡布奇诺从来都要加双份的糖；并且他嘲笑喝美式的史蒂夫，声称那就是烟灰水，而自己怎么也不会靠近一步。
当然一切并不是没有解释。一个博士学位可以改变很多，甚至，一个期末季就可以。史蒂夫知道把浓缩咖啡当成水喝是什么感觉，如果巴基也有同样的经历，那么这件事本身完全不值得大惊小怪。
史蒂夫就是这么说服自己。他努力想让自己表现得不经意，像是这不是一场他用了自己一半的生命来等待的重逢，像是他没有在巴基离开之后就永远地不再能看见这个世界某一部分的色彩。他们都长大了，史蒂夫告诉自己，是时候表现得像个成年人，和他对话，不是质问也不是诉苦，仅仅是，跟他聊聊，像个得体的大人那样，问他好不好，而不是用你积攒下来的衷肠吓跑他。于是他在沉默的咖啡时间进行了一半的时候清了清嗓子，开口说，“所以，巴基，”他说，“我不知道你也在这所学校里。
“这学期刚来，”对方简短地回应，沉默着，又像是想起什么，补充道，“我在学期初的院系会上没看见你。”
史蒂夫这才想起佩吉让他翘掉的那个会是什么。“啊，对，”他说，讪讪地挠了挠头发，“那时候我在城里有点事。我不知道你会在那。”
而巴基只是点了头，又喝了一口咖啡。
时间从来没有过得这么慢过，但史蒂夫不确定这算不算好事。他想方设法地寻找无关紧要的话题。“所以，”史蒂夫再次努力地开口，“你现在住在哪里？”
一旦开口他就感到自己手忙脚乱，“我是说，”身体像是不是他自己的，“你刚到学校，我还有一间空客房，如果你还在找地方的话，你知道，就像我们小时候......”
警报声在史蒂夫的脑袋里轰鸣。错误的话题。他不该提起这个的......还不到时候。他们都已经不再是小时候了。
“学校的宿舍，”巴基飞快地说，比起聊天更像是为了堵住他的话，“皮尔斯帮我申请到一间。不过谢了。”
皮尔斯。史蒂夫的心沉了下去。“皮尔斯，”他重复这个名字，“他是你的......？”
巴基没有听到他逐渐低下去的声音；他的手机响了。“抱歉，”他一边掏出电话一边示意史蒂夫暂停，皱着眉头看来电显示，“是朗姆洛。我得去一趟。”然后他似乎意识到了什么，回过头来看史蒂夫，“抱歉，留下你一个人没问题吧？”他问，补偿式地又补充说，“我的办公室在七楼，很小，不过你有空的时候可以顺路来坐一坐......我猜。”
有某个瞬间他看起来为此而愧疚；对于一次非故意的临时离开来说，愧疚是一种太深的情感。这是史蒂夫在时隔这么多年后，在他的眼睛里看见的第一抹情感。那么史蒂夫当然只能点头，然后目送他离开，消失在人群中，把所有的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那些和皮尔斯以及朗姆洛还有该死的正义相关的问题——都留在喝了一半的苦咖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