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友中野坂上大厦就矗在中野坂上站的出口上，乘丸之内线从新宿向西两站路，钻过地下铁、中央环状线和山手通层层交叠的地下通道，挎上提包心思沉重地沿阶梯直上有着圆形玻璃顶的洞口，一抬眼就能看见高二十四层的玻璃幕墙钢构建筑，和被压在楼底转角的三扇玻璃门。六七月间气象晴好的时候，室外的阳光会盖过楼内的日光灯，从墙外看去，显得室内的人和物影绰绰地模糊，好像拿着放大镜凑近老式显像管电视的屏幕，随着眼睛一路望过去，图像一点点被消解、溶化、还原，最后变成像素点、噪声和色块。这是个挺残忍的过程，譬如一尺记载了很重要回忆的胶卷被赤裸裸地拿到日光下摊开，其上的图像逐渐反片、过曝，直至消失。看着电梯厅里各自成群交谈的年轻人，我时常有这样的感受。如果是阴天，此类光学的感伤情绪会稍稍减轻些，但取而代之的是从地铁口出来望见的晦暗不清的推拉门，有时候觉得谁隔着玻璃在和自己招呼，但一步步追过去，最后在推开门前和她碰手，然后意识到那不过是自己稀薄的倒影。如果硬论起来，这两种异想究竟何者更令人忧郁，一时间我确实无法给出回答。可能像第一次来时她的反应那样，使年少强说的忧愁笼罩此地的并不是这栋建筑本身，而是抱着充气膨胀的梦想进来又出去的年轻人们。人行扶梯逐渐上行，机械运转的轰鸣声盖过降噪耳麦里的音色，一点点地将地面上的世界带给我，仰视十二层上的Hibiki Studio时，如是的思绪隐隐在脑海中作响。生命又减少了一天。我不知何时开始这样想。
今天预定来录音的乐队成员们抢在电梯门合龙前挤上来，我按死开门键，在主唱熟练地把头伸过来试图用自己的性命卡住电梯之前放她们入门。她向我道谢，然后将装着吉他的琴包从背上卸下，珍重地在怀里抱好，才舒舒服服靠进墙角。电梯轿厢是四面镜的设计，我和她在镜子里对视，她眨眼，挥手，微笑。猝不及防。
我已经在这里做了五年的录音师，这总体来说是个不上不下的职位，既不像制作人和词曲作者那样对音乐的风格和调性有根本上的决定权，也不像后期的调音编混那样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所做的不过是在录音现场监管一大堆设备，比搬器材理电线的实习生稍微高级些的不尴不尬的活计。上了十二层后，乐手们就和工作人员分开走两条不同的通道，我在早已拣定的圆凳上坐下，随手扣上监听看乐手们从隔音玻璃墙另一面鱼贯而入，各自就位调试自己的乐器。沙由理总是最后一个进来，抱着有她大半个身子那么大的吉他光着脚啪嗒啪嗒横过木地板，在主唱位上站定，音源线在琴身上绕半圈接上插孔。她们的鼓手从军鼓和嗵鼓中走过来，帮她调低架得太高的麦克风。贝斯拨弦的嘣嘣声和沙由理调试话筒时“喂喂”的声音混杂着从耳机里过来，被电流放大了，间着噼啪的底噪，很像远远的风。沙由理像她习惯的那样，调好音后冲着话筒大声喊准备完毕，一边竖起拇指。我也竖起拇指回应，一边将所有音量推高，脚下踩着拍子，三二一，咚哒咚哒。
上午的录音算起来非常成功，乐队合奏了几条都是一遍过，我们这群穿着乌鸦似的制服T恤摆弄机器的工作人员也乐得准点下班，最后一首唱完，我们一齐隔着玻璃鼓起掌来，沙由理也将吉他举过头顶庆祝，然后挨个和队友拥抱。希美从背后凑过来，和我肩碰上肩。
很感人的演唱呢，我都听哭了。和我一道看着走出录音室的乐手们，她说道。
算是吧，很用力，很鲜活，好像她有一大半的生命必须要歌唱起来才能呼吸一样。我应声，耳机还挂在脖子上。只是“算是”的程度吗？那就确实是。前辈果然是音乐听得太多，耳朵麻木到不会感动了。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希美还在学习院读研三，平日只是在Hibiki做兼职，每周逢一三五才会过来。虽然论年龄她比我大，但在录音室她总是叫我前辈，也只有她会这么叫。每到她上班的日子我总是得提防着那一激灵，好像被叫一声前辈就会变成满身碳粉和打印纸气味的经典款会社员一样。虽然告别学生时代已经很久，虽然就算再穿上花女的制服坐上都电荒川线也无法再天衣无缝地混进学校而不被拦下，我也依然在抗拒着什么。虽然理性告诉我既成事实越是抗拒就越是铁证如山，好像化妆品越是往脸上涂抹就越是伤肌肤，但人们依然化妆，依然渴望年轻，像渴望一场突如其来的死亡。
怎么总盯着她们的鼓手看？她问。
因为我之前也算是鼓手吧。我咬着盒装牛奶的吸管。不觉得那个鼓手暗恋沙由理吗？
乐手们从录音室的窄门里鱼贯而出的时候，我突然地想到这个转移话题的药方。和我与乐手们浅尝辄止的关系不同，希美总是更热衷于认识那些前来录唱片、试音或是送demo的年轻人。兼职们的下班时间比正式员工早一小时，晚六点我下电梯时，常常还能看到希美和那些来试音的无名乐队在电梯厅里席地而坐开不插电live。五月时她正在为毕业论文开题奔走，来录音室的时间少了些，不少和她也和我都只有一面之缘的乐手们还破天荒地跑来问我希美前辈去哪里了。于是五月末，她终于从学校事务里抽身，来录音室冒个头证明自己没有不声不响地离职的时候，我留心问过她为什么对这些几乎是注定不能出道注定要解散注定终其一生可能也不会再见面的乐队人如此上心，她则答复说Hibiki是梦想汇聚的地方，她只是喜欢乐队里那种挥洒青春的氛围。
“你只是贪图漂亮的女孩子吧。”
“没有没有，”希美的神情我所未见地严肃。“喜欢青春感是一回事，而喜欢就是另一回事了。”
于是我们颇默契地笑。那之后希美就爱和我分享一些她探听来的趣闻，大部分是乐队们内部的粉红色消息，我一边咬饭团一边听，偶然见缝插入一两句点到为止的评论，仅此而已。
“哪里见得？”
“因为在等她啊。那个鼓手明明拿上鼓棒就能走的，却一直留到沙由理把吉他和乐谱全都收好，才跟在沙由理后面出去。”
“好锋利的前辈。”
“是在挖苦我吗？”
“没有。”希美在空荡的录音室后台里坐下，背靠着操作台。“只是很羡慕？不对，应该说很敬佩吗？能很轻易地看到别人，看穿别人…所以才不需要费力靠近别人吧。嗯，很令人敬佩的能力。”
是这样。我开始收检吃完的餐盒。是这样吗？我想。
灯：
上次给你写信是多久的事了？约摸得有两个半月了吧，一年来写信不勤，是我的错，不知道灯现在航行到哪里了呢？八月从日本出发的话，现在应该快到南美了吧？南大洋的风景如何？是不是快要见到企鹅了呢？最近我还是在做录音师，比起之前当制作人助理的时候要轻松不少，毕竟需要操心的只有设备和收音，不需要额外处理杂事，也不需要代人宣布“你被淘汰了”这样丧气的消息，只要坐在那里，录下她们歌唱和演奏的时刻就好了。这两年有很多年轻又有实力的乐队，如果不是合同要求录音源文件禁止外传，真的很想拷贝一份，让灯也来听，特别是沙由理的歌。不得不说在录音室里听人演奏是件喜悦又悲伤的事，一边被纯粹的音乐和那样充满希望和光彩幻想的青春打动，一边又不受控制地替她们担忧起将来，担心解散，担心矛盾，担心无果的憧憬，担心有结果的暧昧，好像要经历未来的不是她们而是我一样。
希美今天说我是个很锋利的人，稍微让我有点猝不及防。记得灯似乎也说过类似的话，那样的话，还蛮让人开心。我总有这种习惯，或者说本能比较好吗，别人看见现在，而我看见结局。可能她说我锋利就是这个原因，如果说事物分为表里两层，那我总要划开表皮刺穿包裹，亲身看一眼最里面被紧紧包围着的核，确信它是个不错的结局、闪光的意义或者别的什么值得崇拜或者追求的东西，才能安心下来，枕着它睡着。不过我见过的大多数人，大多数事都不够细看，那种告别的、分崩的、终结的气息，那种转瞬即逝的哀伤感，几乎总是背景音样的在我周身响着。有时候我会觉得是不是我的星相或者行运不好，连带着我在意的所有事情都没有好结局。不过后来看了越来越多的乐队演出，看她们类似地送来demo，类似地跑来试音，类似地被淘汰或者活不过第一份合约，又或者在升学后就停止活动，自己就很扭曲地安定着。解剖事物对我来说好像越来越变成一种稳定自己的方式，刺啦一下划开，看一眼，“啊啊，果然是这样”，就能心安理得地再活一天，觉得这样的人生也没有什么不应该的，简直像饿极了的人随手撕下一朵玫瑰花放进嘴里大嚼，然后评论说玫瑰也不过如此。这种事情，在灯看来很残忍吧。
给灯写信总是这样，本来应该关心你，但说着说着就开始讲很多关于自己的事。如果读起来让灯很困扰，就尽管扔掉就好。因为不知道灯现在在哪里，就还是按老样子寄到六号邮筒。祝你在海上平安，东京天气很好，冬天就要来了。
立希
和灯开始做密友，是大约七年前的事。那时我们还是高中生，正值二年级升三年级的时候，所有人都字面义地蠢蠢欲动着：企盼又蠢笨地观望将来，满口大话地谈毕业后的去向，稍现实些的话题也是为毕业式和其后的旅行打算，好像今天做完计划，明天就能启程似的。不过现在看来也不值得多加责怪，毕竟一旦从人声鼎沸的课室里走出，分解成落单的原子，失去吵嚷的人声庇佑，我们就重新恐慌起来，准备进学的担忧偏差值和升学考试，稍差些的也不得不强打精神面对成绩单上的有些惨淡的铅字，担忧起毕业的问题来。以及那个悬置在所有人头顶，此刻终于具象化起来像要将少年人们一起吞噬的问题，所谓人生，也慵懒地横亘在途上张开大嘴。相比之下，大谈特谈毕业旅行也成了种效果良好的麻醉剂，一针一针注射下去，好像一天一天的生活也不值得害怕了。灯在羽丘，离花女不算太远，但总归有两站地，放假那天我很作不经意地搭车路过她们门口，校门被返校日取成绩的学生塞得泄水不通。电车掠过她常经过的樟树，但隔过玻璃，我并没看见灯灰色头发略微含胸的背影。于是我扭过头，继续面对橘黄色日光里浮沉的一长串把手，没有下车。
我和灯之间并没有什么约定，她从没提起过希望我去接她一类的话，我也没有这样要求过。两周前电车路过羽丘，四节编组的车厢与人行道平行着前进，灯就挎着包有所思地磨蹭着，脚尖从裙摆下面交替着探出又缩回。隔着车门，我抓紧电车减速的时刻望向她，夕阳推倒电线杆的影子，成片成片向我们倾圮下来，水一样淹没我们的手，像旧电影里隔着铁丝网对视的桥段。站台接车的钟声一时间铃铃地响起，将我耳朵填满，人造出一种漫长的幻觉，我看着车下的她抬头，目光被电车吸引着追逐上来，接着开始奔跑，将挎包从肩上卸下来腾出手来挥舞。世纪般的一分钟过后，我意识到那是在招呼我，列车停稳在站台后，我从车上跌出来，转脸就看见灯气喘着从坡道另一头跑上来，几乎要和我撞上。后来我们一道在站台上等下一班车，我问起她为什么突然要追着电车跑，灯将包从长凳上搬下，我和她之间便多出一条空白来，我思索着，想着要不要用自己填上去，接车铃又响起来。
“只是看见立希了而已。”灯答道，一边跟着我登车。
对于灯我总是抱持这样一厢情愿的默契。那天后我开始有些神经质地卡着表赶车，羽丘和花女都是下午三点放学，提前理好书包，不多和人闲聊，紧赶着出门，就能追上零三分的电车。这班车路过羽丘时，灯会恰到好处地经过车站旁道口的樟树，大部分时候她都能赶上队尾，如果在车上看着她渐渐被列车落得远了，我就下车，逆着铁轨去迎她。如果从小学安全课的角度来讲，在铁轨边上行走无疑是危险的。但知道灯在前面，知道走上一百或两百米可以见她，这样的冒险也就算不得什么，反倒更有些刻意为之的仪式感：每到和她汇合的时候，我都会心里数着“一、二”，然后一跃过分隔铁轨和道路的半尺宽的野草，像越过一条湍急的河流。
现在想起来，很难相信那时我会去赴这算不上约定的约，不过高中时我总是这样，被什么打动，就去飞蛾一样扑火，去组乐队，去和灯一起唱歌；去把野猫找回来，塞给她抹茶，叫她留下；去作曲、约排练、计划演出，去不量力地把demo递到唱片公司。一个人打三份工，RiNG的、乐器店的、中餐厅的，最后还跑来Hibiki做兼职，一路做到正社员。可能那时我正在把大家叫做青春的这种东西塞进锅炉里一阵猛烧，换到强光亮得眩目，像狄更斯写大革命的伦敦和巴黎，一切都是最高级的，说它好，也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说它狼狈、愚笨、惨白到满是遗憾，也是最高级的。高二夏天我去中餐厅做暑假工，每天从面影桥倒电车一路到北千住，在三轮桥下车去换乘常盘线，从短编组车厢登上正规编组的列车时，总有种穿越的恍惚感。听着车门在背后合上，随意地向后倚靠过去，但依然感觉身后被抽空了一块，这时我总会将手伸向背后摸索，确认背包还在那里，没有被车门夹住落在某站途中，才放心继续站好。但那种失去的感觉总还阴冷着 ，像空调房里吹干的汗渍。连失去这件事也随着失去的东西一起失去了，我想。
北千住离池袋车程将近一小时，但在这里打工的好处在于不会被熟人碰见，在RiNG上班的时候乐队里的几个家伙必然准点熟门熟路摸上二楼，将灯推出来挟持我给她们弄免费的下午茶，虽然凛凛子小姐并不因此迁怒于我，反而会放一下午假，但无功受禄的责备感归到底难以抹去。再者每次她们来，都会在喝完红茶吃完点心后窝在圆桌旁，爱音和素世卧在桌上对视着睡着，野猫席地而坐，将吉他、线和效果器在地板上铺开一大片，不时铮铮地拨动两下，太阳从她膝盖上一点点退缩下来。灯在高脚凳上蜷着，看着我将杯子一个个洗净，放进篮子里沥水，等它们差不离要沥干了，就挨个从篮子里取出，再洗一遍，五个人就这样无所事事地耗光一下午。明明素世和爱音才因为毕业志愿吵完一场，聚会时各自负气从自己家里离家出走，将我们三个剩下在她母亲的高层复式楼里反锁了一整晚，第二天却能无事发生一样拉着手推开RiNG的大门，一人要一杯红茶，趴在圆桌边上沉默着苦着脸玩彼此的头发。灯对这样的长谜案总感到很难应付，于是座位越挪离圆桌越远，最后半固定地在曲尺形的吧台角落里拥有一张不起眼的小凳子，盯着忙前忙后泡茶的我看。等到太阳下山，我们五个再很像个有大把好时光可以挥霍的少女乐队那样，背着乐器蛮不讲理地在人行道上一字排开，并着肩走回家。站在她们的行列中，我毫无来由地生出一种被囚困的感觉，好像我被锁在我的身体里，而我的身体正被捆束着塞进一辆朝悬崖猛冲的车。要结束，会结束的，我心里如此尖叫着。于是我踏上电车，为了逃离这种氛围。
我打工的这家中餐厅是家庭经营，老板的女儿也正上高中，应聘时还特意问我上哪一年级，生怕打工耽误学习，但我胡诌一句后也没再深究。不同于正经移民开的餐厅，这里的装修一水的红色方块地砖和落地窗，除了天花板上悬吊的竹子熊猫挂饰和服务生的改良旗袍制服，整体的基调倒更像麦当劳这类快餐店，菜品也是宫保鸡丁这类改良中餐，但开在车站边上，生意也不算差。我的班次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六个小时里陀螺似的飞旋着穿梭在卡座和后厨，点单、上菜、翻台，工作的间隙中靠在墙上，小腿和手臂的酸软感传上来时会有种空白的充实感，没什么需要考虑，没什么需要忧愁，而一天又要结束，真是可喜可贺。
七月中的一天，我照常在餐厅里洗地，一桶水连着拖把吭哧吭哧提上二楼，洒水将地面染湿，墨染状地暗沉。这时楼下一阵吵嚷，老板娘急性，连珠穿的问话在一片声音中尤其显眼，依稀听得有人说要报警，但又不像是蛮缠的客人在闹事。我跑下几级阶梯探头向下瞧，灯正被老板娘领着一群服务生围在中间，看到我在拐角闪现，灯一出溜从座位上滑下来，踩着湿漉漉的地面啪嗒啪嗒跑过来，这次笔直地撞到我，几乎将我顶在墙上才终于肯停下来。我只好双手高举，像在向她告饶——不能说告饶吧，总而言之灯是针尖而我是过于膨胀的气球，只要她看向我我便会破裂开，管他盛着什么，也都一把捧给她。
“来找我吗？”
灯点点头。然后回身在空桌子前坐下，好像要一直等到我下班。老板娘让边上的服务生把报警电话掐了，进更衣室帮我把背包拿出来。
“今天早些走也没关系，不好再让她多等了。”将包递给我时，老板娘挤着眼又补了一句。“在这儿快坐一晚上了。”
于是晚上十点差八分，我背着包走在站前便道上，制服还没来及换下，身边跟着一直低头不语的灯。间隔排列的路灯伞一样照耀着脚下的一小块地面，我们从光里穿过，消融在黑暗里，再穿越下一片光。迎面驶来的汽车拖着明光的远灯，将灯的眼睛也灼得莹莹闪光。灯突然扯住我衣摆，靠上来，顺势挽起我的手。
“累了？”
“最近都没有见到立希。”
夜班巴士停在我们面前，空荡荡的，纵贯车厢的灯带发出白光，从内向外地透亮，将整辆车照得像商场里精巧的玻璃展柜。我低头三两步跳上车，回身将灯也挽上来。没等我们在后排落座巴士就已发动，开始在夜晚的道路上飘流，连带着未站稳的我们也一道在车厢里四处倾倒，好在司机终于在下一个左转将我们冲上座位搁浅，我额头贴在窗玻璃上，灯则几乎整个人扑在我身上，近乎拥抱的感觉，温热，又很痒，刺得脸上烧痛。窗外行道灯、居民楼、便利店的灯光一片片泼洒进来，将后排山顶座位昏暗的角落晕染出涂鸦的质感。我发现灯一直靠在我身上，没有想要起来的样子。
“桥下的灯光很漂亮呢。”
“立希需要钱做什么？”
巴士在匝道上兜过一圈，钻进桥下，东京的夜光被隔绝在桥体巨大的影子下面。
“种花。”我想了想。“灯在想什么？”
“不是需要立希担心的事。”
灯说的花是五月时我们一起种下的。那时素世捧了一束她月之森园艺课上种出来的白茶花到livehouse来，在幕间朝台下撒花瓣，引得一阵狂呼。过后灯也有些被吸引，演出结束后她一个人去舞台下捡了半小时散碎的花，然后揣着一捧落花回到后台，在桌上码成一小堆，她则蹲下来，凑在桌边看着，细长的睫毛几乎要碰到那些已死的花。
“立希要一起种花吗？”她问道。
花店背靠着水稻荷神社边上的小公园，很取巧地让大门正对着一小片苗圃，仿佛这样就能将市政工人养护花草的功劳全部贪作己有。店外排开一大片扎成束的各色玫瑰，稍往里些是应时节的菖蒲花和康乃馨。灯小心从花束丛中挤过去，任凭店主在背后叫，依然自顾好奇地向店内张望，去看那些还没被剪下用彩纸捆扎好，仍然在土里生长的花。套着围裙手拿喷壶的店员将我们轰回柜台前面，排开一列花种居高临下地催我们快点挑选。我看着那一排灰扑扑的种子也犯难，只好征询着灯喜欢什么样的花。她歪着头想了会，最后只说玫瑰就可以。于是那天我们抱着一袋“本土良种玫瑰”的种子稀里糊涂回了家，各自找来花盆，将花种一半一半播在土里，约好等它发芽抽枝，就把花株移栽到我楼下的小花园里，那儿的花坛还留着一角空地。灯按着园艺书的指示给花种浇水，每天都给我传那张纹丝不动的花盆照片。我几乎要疑心被店家骗了，灯还很热心地继续照料那些种子。过了一周多，算是有几株幼苗颤颤地从土层下面探出来。我一边端详着自己空荡荡的花盆，一边盯着灯传来的花苗照片，想着灯或许真有什么魔力。六月中，我和灯挑了个刚雨过放晴的周末早晨，把灯种出来的那些玫瑰苗移进花坛。
“灯收到玫瑰会开心吗？”
灯只是低着头，继续往玫瑰的根上培土。
“把花剪下来，好残忍。”
几乎是灵异地，现在我竟然再也记不清之后灯蹲在花坛前面都对我说了些什么，好像我在抗拒我自己，抗拒供出真相，抗拒被无可更改的过去审判。于是记忆到了灯蜷缩起来西瓜虫一样蹲在地上的背影那里就戛然而止，我记得她纤毫毕现的灰色头发，记得她沾染了泥土的白色帆布鞋，但理所应当继续生长下去的记忆就像被市政工人铲掉的正在拼命疯长的月季，开得那么努力又那么没用，只能被暴晒，被折得藕断丝连，被人捡回家插在清水里救活后在室内苟延残喘。前年奥林匹克时花园被人翻修了一遍，铲掉原先的灌木丛和冬青树，将藤萝扒光，换成根上盘着土的园林植物，从此鸠占鹊巢的植物开始忘恩负义地在花园里生长，春天开樱花夏天长玫瑰秋冬变成枯山水，似乎还蛮讨住民们喜欢。翻建刚开始的时候我萌生过找记者和市议员搞个大新闻将原来的花园保下的冲动，但四面八方都无人应声，我也渐渐冷却下去，忘记了这茬理当被忘记的事，只是每天上班路过它时会卸下口罩和围巾，默哀似的在樱树下停留一会，后来慢慢也变成一种欣赏花树的庸俗仪式了。于是我借着这样的时刻提醒自己与别人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不过是千千万万个选择遗忘，选择放弃，选择没有负罪感地自由生活下去的人之一，无可指摘。
十月里制作人罕见地露出好脸色来，拿着样碟进录音室，对沙由理她们说专辑制作完成，再有约摸个把月就能发售。录音室一时欢闹起来，大家还玩心很重地叫了蛋糕，尽管制作人还没有好心到允许我们在乐器和录音设备边上吃吃喝喝就是——我也不会如此许可的。于是我越过隔音玻璃进到录音区，一群人抱着蛋糕浩浩荡荡在过道里选地方席地坐下。Hibiki录音室的布局有些像剧场的后台，两间录音室占据了整条北侧的走廊，两扇钢制隔音防盗门将它们和办公区隔开，这里日常不开灯，推开北走廊的门就步入一片黑暗，当防盗门在身后关上，踩在厚厚的毛呢地毯上时，隐约会有一种失重的幻觉，仿佛自己在向上走，一直向上走，像漫步在月球背面的深空。除了偶尔给找不到地的乐队少女们带路，我很少主动来这里在，总是往办公区绕一圈，从后门进录音室，隔着玻璃守着我的监听设备，另一扇门外的过道像深夜里电视台放来占时间的星空纪录片。我跟在乐队后面，身前五个人点亮手机屏幕照亮，像深黑幕布上闪光的星星。
沙由理抱着吉他落在队伍最后边，她的琴包背带磨坏了，索性抱着吉他一路就这么走。我坐在外圈，从切蛋糕的贝斯手那里接过纸餐盘，有一口没一口地往嘴里塞，缺失了光亮和色彩，发泡奶油和鸡蛋糕的口感层次变得模糊，从任一角度品味都有些用力过猛之感，似乎蛋糕师加了过分的糖，烘培时也没掌握好火候，最后塑形时还没能控制好奶油的用量，入口显得柴而腻，蛋糕自身的甜味，奶油的香气和冰凉黏湿的挂喉感以及夹层中果酱果肉的颗粒感一齐在口腔内爆浆，几乎要把人噎死，像是一切青春梦想的通常口味：充实、饱满、但一切都过量，什么也都互相冲突，最后谁也咽不下。我努力用塑料叉将奶油刮到餐盘的另一边，勉力将蛋糕吃干净。乐队的女孩子们一边低声交谈些关于未来的话题一边凭依的手机屏幕的微光用餐巾纸替对方蹭掉嘴角的奶油，贝斯手隐约在说关于出道的话题，似乎说毕业后五个人要一起专职做音乐，住也要住在一起，键盘手和鼓手在一边附和，后者稍微提了些现实点的问题，但也是诸如一间复式楼五个房间怎么分这种气球一样飘在天上的话题。沙由理又切下一块蛋糕来，问我还要不要吃。
“前辈也是花女出身吗？”
“算是吧。”
“什么叫算是啦！”她抗议起来。“学校履历这种事难道不应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的吗？”
“我只是阐述自己的看法。虽然没有正经读大学，但毕业这么久要是还把高校出身挂在嘴边和人分享，觉得怪做作的。”我回绝她的第二块蛋糕。“又不是小女孩了。以及，耳环很好看，注意每天消毒，别感染了。单边的？”
“单边的，但不是耳环而是耳夹，我还是有点怕疼。前辈观察很仔细，就是不太准确。今年我们打算参加三校联合文化祭，学姐那时候的文化祭是怎么样的？”
“很热闹，会在三校之中轮流选场地主办。我毕业那年是在花女体育场搭的露天大舞台，很壮观。缺点是没有后台休息室，演出服得提前换好坐在台下候场，做什么都被全场观众看着，有点羞耻。”
“今年是在月之森，有专门的礼堂和剧场。”
“还不错，”我看向她。“打算什么时候告白？上台前？mc？回休息室后？”
“我又没打算告白！”
“我也没有说和谁。”
空气微妙地沉默了一阵，紧接着是一阵强忍的笑声。但很快沙由理就严肃起来，恢复成之前坐在Hibiki前台沙发椅上给我演奏布鲁斯调式音阶的认真模样。
“但我真的没有想过，告白一类的事。生活实在是太忙了，光是每天睁开眼要做的决定就有好多。音乐的事，伙伴的事，未来的事，还有每天的练习没有完成，还有新曲的歌词没有写完。实在顾不上告白这样的事。”
“不会觉得遗憾吗？”
“反正怎样都会遗憾啦。”
话讲到这步我已觉得有些难堪，第一个论断落空时我就开始失措起来，急急抛出第二个论断，却也如前例地落空。我并不想显示自己对人心有多洞若明镜，但就像学生时代的演出，一个反拍踏空就会想着加快鼓点赶上去，接着就会出更多的纰漏，以至于追究是谁最先带偏了节奏也无济于事，因为无论如何，我都是犯错最多那个。我看着沙由理荧光底下发亮的黑眼睛，一时觉得害怕，下意识起身就要逃。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或许我一次又一次遇上我无法看懂无法明了的人，好像游戏玩家发现身旁的npc开始不按照程式设定，而是像真正的人那样和自己对话。可这于我有什么大不了呢？
有什么大不了呢？我模模糊糊地想，起身追逐安全出口的绿光，膝盖撞上墙角。
“学姐没事吧？看得清吗？”沙由理让乐队都起身用手电给我照亮。我摆摆手回绝她们，跌跌撞着太空漫步一般向外走。
很了不得的事哟。我想。
录音室北走廊从它落成那天起几乎就是专供乐手们使用的，公司里其他人，上至领导下至实习生都会默契地绕开它，维护着这两间录音室作为年轻音乐人梦想之地的神圣感，因此我对这条廊道的印象几乎全部来自于那场失败的试音，高三那年十月我将MyGO的歌打包，一份发去Hibiki的官方邮箱，一份刻成光盘，拨通网上搜出来的制作人电话，有些磕巴地约时间和对方见面，希望能赏脸听下我们的歌。和我见面时制作人一身板正的商务套装，但白衬衫的领口却很不羁地敞开着，上面还夹着副墨镜，好像刻意标榜自己在例行公事之外还很有一番不落俗套的艺术追求。赴约时她挑了咖啡馆靠窗的位置坐下，侧过身让金属耳饰迎上下午四点的阳光，那一小块金属冷峻地反射着被玻璃切削得冷峻的日光，连着她居高临下的视线一道齐腰向我砍过来，未开口就先将人压得抬不了头。工作日的下午咖啡馆里客人稀拉拉的，使爪篱也捞不上来几个，只是不断有人推门，进来，取走之前点好的单，拉门，再出去，如此往复。于是我背后的风声忽起忽落，连带制作人的声音也时而紧逼时而退却，顾客进出最频繁的那半小时，我只能看着她的嘴唇不断翕动，一边控制自己不要发怔。那张光盘被她拿在手里把玩，三年份的乐队被她举重若轻地拿在指尖掂量，其重量与她拿来给我写联系方式的那张餐巾纸相比，从视觉上没有太大的差别。制作人出乎我意料地没问什么有关音乐的问题，乐队的事也不想多了解，甚至那张光盘她最后也没有打开来听，只是问队里谁是主唱，谁作词，谁作曲，接着很随便地用手边的餐巾纸写了张便条给我，让我和灯过几天去找她。
于是我领着灯，在十月底横越大半个丰岛区去试音。那是我第一次来坂上，也是第一次试着将音乐付诸工作，不免有些忐忑。灯跟在我身边，一路上不怎么说话，似乎去录音室在众目睽睽之下唱歌与坐地下铁相比，后者还要更令人不安些。但如果真的审视起来，东京地铁确实很给人以不安的感觉，低矮的地下通道，头顶昏暗的日光灯虚弱地吐着白光，年纪半个多世纪的立柱上褪色的马赛克瓷砖装饰呈水流的形状，顺着圆柱光滑的外壁流到地上变成大块的灰色大理石地砖。地下铁少有全封闭的屏蔽门，列车进出站时带起巨大的风压，似乎要将所有人一齐卷走，在都市地下黑暗的甬道里漂流。在这里存活需要强大的精神力，因为看着这里破败又井然运转的设施，看着这里拥挤但面色漠然的人们，会逐渐从安宁祥和的生活中品出一种恐怖来，会忍不住加快脚步逃离地铁站，绝不敢回头看哪怕一眼，好像回头就会身中诅咒变成盐柱一样。我不知道灯是否与我有一样的感受，但踏上地铁出口长长的扶梯，被电机卷扬着向上运送的时候，灯站在我边上，好像确乎舒展了那么些。地底列车飞越产生的震动和遥远的电子报站音一点点远去，来自地面上的人声音乐声嘈响的街道声逐渐响亮起来，电扶梯在我们脚下运转着发出隆隆的轰鸣，充满希望地一点点将我们渡到地上有光亮的地方去。我第一次亲身见到住友中野坂上大厦，正值Hibiki Studio搞选拔，于是三重门里进出的全是身背乐器怀里揣着琴谱的年轻人，有些我认识，比如花女学姐们的Glitter Green和之前街头演出很出风头的Diamond Dust，有些我不认识，比如一楼前台右边拐角通向电梯的过道里，藏在盆栽芭蕉树后面有些结巴地练习自我介绍的女孩。五湖四海的年轻人四面八方地交谈着对位法、七和弦、节奏与律动，诸如此类的声音海浪一样冲刷过来，令人兴奋又有些溺水似的晕眩。灯落在我身后，有些怕生，我伸过一只手去，感觉到灯的手指攀上来，最终有些犹豫地抓住我的袖口。回过头，我看见灯两三步一停地在大厅里四下观望着，没牵着我的另一只手悬在空中，像是在远远地触摸往来的人群。
我并不知道那天灯在录音室里是怎么度过的，到了12层后我和灯被分开，我被带着绕办公区一圈在小会议室里坐下，有人进来问我一串关于乐理的问题，灯则被人领着去北走廊录音室里试唱。我很快答完面试题，将会议室让出来给下一位，自己则在十二层四下乱转，推开北走廊沉重的不锈钢隔音防盗门，踏进那片太空一样的黑暗。走廊里厚而松软的地毯踩一脚就沉陷下去，四壁镶嵌着吸音材料，整条过道静得像黑夜里的雪原，将听觉视觉全都剥夺干净，一步一步向前走，觉得上下左右的概念也渐渐模糊起来，整个人像在宇宙行走，远处安全出口的绿光像深空里遥遥的星星。七扭八歪地在墙壁上撞上几回，跌坐在地上之后，我竟然毫无来由地觉得就这样坐在这里似乎也不错，头顶天花板的轮廓消融在黑暗里，某一瞬间也给人以无限的幻觉，明明是在大厦钢筋混凝土的壳子里，一条走廊却显得比整个世界都要广阔，甚至因为它实际上的封闭，反而更加让人觉得安全，以至于面前录音室的门终于打开，屋里泄出的光照亮我面前狭窄的布草时，我下意识地扭头不想去看。也可能是灯出来地那样潦草又局促，让我心底不愿意承认这也是灯的一部分。见到我坐在门口，灯明显地兴奋了一瞬，但很快又歉疚地低头，背着光藏在影子里躲我的眼睛。胸前挂着工牌的录音师和西装革履的制作人挟着灯出来，门很快又关上，灯被人群冲地零乱，急得带哭腔叫我。于是我在黑暗中朝她伸手，试探，碰触，错过又收回。最后我大着胆子敞开怀向面前笼过去，才终于将灯圈住，和我差不多高，但显得小小的，柔软，滚烫，还有一颗跳动得快要发病的心。
领着灯从大楼里出来，我才来得及好好看她，帮灯把杂乱的头发梳好，给她点杯热饮压惊。灯抱着杯子小口小口啜饮，喝两口就抬眼看看我，然后低头继续喝，一边盯着大楼的玻璃外墙。
“立希，对不起。”
“为什么？”
“没有唱好。”
“没关系啊，”我蹲在灯面前。“下次我和灯一起进录音室就好。”
“立希希望一辈子和我一起唱歌吗？”
“当然愿意。”
“别的事呢？”
“灯想做什么都可以。灯想唱歌的话我就写新曲，灯想环游世界我就把电脑和鼓卖了，工资都提出来去买票，”我伸出右手小指作拉勾状。“什么，什么都可以。”
灯并没牵我伸出来的手，她玫红色的眼睛眨了眨，然后直直看过来。现在想起来那是我最早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了解灯的时刻，我起初以为灯在看我身后的大门，以为她看着进进出出转瞬即逝的乐队们而觉得悲伤，但意识到灯其实在看我之后，我反而开始慌乱，因为我发现我其实并不知道她看向我时眼里的悲伤到底从从何而来，更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让她安定下来，承诺、约定，以及甜言蜜语，这些东西在动辄用一生作为衡量标准的灯身上到底能否称得上一剂药方，直到现在我都还不明白。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想念她了，但想念并不济事，热可可会喝完，列车会进站，月季要一茬一茬不停地开，我的青春自我开始回忆的那一刻起就一去不返了。只是在那个秋天的下午，在我和灯分着喝完剩下半杯热可可之前，灯探出头张望远处的玻璃门，伸出手指点玻璃上我们两人晦暗不明的倒影，像是站在遥远的未来指点现在。
立希？
嗯？
“看，我们在那。”她如是说。
立希：
立希那里天气怎么样？横滨这些天一直在下雨，虽然东京离这边很近，天气应该差不了多少，但还是很想听立希说。十一月之后就很少放晴了，最后一次见到太阳应该是三号，那天上午稍微晴了一会，于是上课前把之前一直没晾干的衬衫挂出去晒了，但中午过后不久就开始转阴，在餐厅排队的时候，虽然白炽灯和人群的声音很嘈杂，但透过窗户还是能隐隐约约听见北风吹过来时呜呜啦啦的声音。冬天里听见这样的声音总是很让人不安，好像有人在我周围锯木头一样，但四下里张望，又总是什么也看不见，好让人心慌，忍不住加快脚步，忍不住想要跑起来，可是真的加快脚步，真的跑起来之后，又不知道应该去哪里。海上来的风越来越强了，把我的围巾变成黑白相间的海鸥，我想去追它的时候，天上就开始下雨，于是衣服又理直气壮地潮湿下去。如果认真地说，那不能算是雨而应该说是冻雨，一半液态一半凝结，像雨像雪又像融化的冰，或者说更像眼泪，冬天在我这里一日不停地哭着。
学校离市区真的很远，虽然在地图上看着是短短一段，但每次乘车从本部去港区那边上海洋学实训课程的时候都要坐好久，经常在路上就会摇摇晃晃着睡着。之前同学非要拉我上新宿看电影，电车整整开了四个小时，铁轨哐啷哐啷的，在昏昏欲睡的时候声音梦一样渗进来，泡得我大脑发白。那天看的电影也是吵吵嚷嚷满荧幕爆炸特效的大场面动作片，闹得直到晚上回程在校舍里躺下时，耳朵里还在嗡嗡作响。那之后我就不太想出门了，闲下来时更愿意拿着望远镜去天台顶上看景。学校往东是东京湾往西是相模湾，但真的登高去看时，哪一片海也都看不到，好沮丧。相比之下给立希写信然后读回信，是大学里为数不多很有趣的时刻，听立希讲录音室里发生的事，总能想起以前MyGO一起练习一起准备演出的日子。唯一不足的点是我们时代的邮件还是太慢太慢，把身边遇见有趣的事积攒下来写给立希已经很漫长了，等信件投进邮筒，等一周一度的邮递员开着旧邮政货车来取信，等信件寄出、转递，等立希回信，等收发室慢吞吞地把信件分类码放用透明胶带贴在窗户上让人来取，就更是漫长到难以忍受。上周雨势最大而被堵在室内无处可去的时候，我用薄铁皮订了个小箱子，漆成绿色，上面贴上邮局标志，看起来就是个如假包换的邮箱。等到明天，我就去把它钉到没有装邮筒的北门外路上去，这样立希直接把地址写到那个邮筒，邮递员过去的时候一眼只看到它，就会把信投进去。等他走了，我从一旁躲着的地方出来把信取走，这样立希的来信，我就能第一时间收到了！至于具体的地址，就写成“横滨海洋大学北段六号邮筒”好了。
立希，在陆地上看海和在海上看海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毕业旅行的时候和立希一起站在千叶的沙滩上，涨潮的海走过来，从脚下到地平线茫茫一大片蔚然的灰蓝，让人幻觉着可以往前走，往前走，一直走下去到大海的尽头。上个月上海洋生态学的实践课，教授带我们出海，船从横滨港起航出东京湾，在船上回望向后退的海岸线的时候，突然觉得大海好宽好宽好远好远，我们从一艘船换乘上另一艘，里程有远近而旅途总是要靠岸，但陆地也不过是一艘大得有限的船，人在大洋中央总是一样的渺小，算起来总是在漂流，什么时候会到家呢？
立希，是不是越长大以后的世界越大呢？高中时觉得世界小小一块，一条都电南北贯穿，地图也不需要就能走遍。大学之后我坐JR、坐新干线、坐船出海，能看到的地方越来越多而能去的地方却越来越少，很多时候看见哪里的景色，想亲身去看，打开地图才发现好远好远。但有时候我也会想，其他地方于我不也是一样的远吗？毕业旅行时的千叶海滩、晚间的回程列车，与南极的企鹅、德雷克海峡的风浪相比，到底哪个离我更远呢？立希，我是不是已经到了海中央呢？
立希，现在我正在翻明天上课的课本。明天教授应该要讲到温盐环流，但上周他讲洋流的动力机制，我到现在还没有搞懂。
立希，
立希，晚安。（划去）
灯
高中时代最后的尾巴过去得很平淡。爱音和素世不出意料地通过考试申请留学；灯报了海洋科学，最后几个月几乎一直窝在家里备考，最后堪堪及线；野猫还不到操心这些事的时候，她或许一辈子都不需要操心这些，就算她现在就从花女退学而不拿毕业证，光靠四处弹琴唱歌也能活下去，而且我相信她绝不会介意这样做。我则是到最后也没想明白自己究竟要做什么，草草拿了一纸证书狼狈地出了校园。那些我拼命忙碌起来进而可以从中喘息的问题还是锲而不舍地追逐我。但总而言之，到了第二年春天四五月的时候，所有人都清楚一辈子的乐队差不多要走到头了。虽然大家都在尽力给它打补丁，约定每年至少两次聚会，一次合奏，有成员过生日时一定要打视频电话合唱MyGO的歌，但我心里总还是暗自起疑，“一辈子乐队”的承诺去掉了乐队，剩下“一辈子”的成色究竟还有几成。但在那个满东京开着粉红粉白深浅浓淡如云般樱花的季节，在大家尚且强撑着青春的惯性最乐观期盼着未来的时候，我还是尽力配合，让少女时代结束地体面些。
毕业旅行定在五月黄金周，为了照顾还在念书的乐奈，旅行计划从日本大环游改成关东小环游，从东京出发逆时针一圈至千叶结束。与其说是旅行，或许称它为列车观光附带五人过家家要更合适些。爱音和素世白天在列车上互相倚靠着睡大觉，晚上到了旅店则开始精神百倍地拉着我们玩纸牌，第二天如此循环，以至于在新干线上路过富士山时，我本能地想招呼大家一起来看，但素世趴在桌上长发散下来遮住半张脸，爱音死乞白赖地从她那里扒过一半胳膊枕着，也睡得格外香甜，到底就不忍喊醒他俩。乐奈登车以来就对周边漠不关心，一包抹茶百奇吃了好几天，我看向她时，她正拿着一根含在嘴里当雪糕似的舔着。灯倒是占着靠窗的坐席，趴在玻璃上，但并非在看远处的雪顶，而是伸出食指点在窗上，轻轻向远处划出一条长线。我顺着灯的指尖向列车行驶的前方望，成团的町街村镇和纵横的道路一瞬之间靠近又一瞬之间倒退着远处，灯的眼睛追逐着它们来回，送走一个地名再迎接下一个，窗外更近的地方，青绿的初夏的灌丛和花树被拉长、混同，蔓延成一道永恒的残像，飞过灯的脸庞在玻璃中的倒影。
“灯在做什么呢？”我俯身靠过去，轻声问她。
“在说再见。”灯一边说着，轻挥指尖送别又一汪翡翠似的池塘。
黄金周的倒数第二天，我们到达千叶南方的南房总。爱音突发奇想地想要坐第二天的夜班列车回东京，说是想在火车上看湾区的夜景，我们便决定在这个背靠山系的小城多住一晚。时间骤然宽松起来，让已经习惯了好几天乘车四处转场的我们一时间有些无措。下午我从旅店边上的小超市买便当回来时，爱音已经拖着素世去附近山上的神社转悠了。灯草草吃了些东西，兴致缺缺地躺在旅店大厅里的单人沙发上，望着中庭里那棵已经将今年的花开尽，空余下一地花瓣和满树遥绿着的叶芽的樱树。
“立希准备做什么？”
“吃点东西，休息会，然后想去看一看海。”
“我是说，毕业之后立希想做什么？”
“还没想好。可能直接就职，或者去读个短大也行。接下来的话，应该还是做和音乐相关的事吧，继续在Hibiki上班，或者当老师教音乐。也许到时候也会换个其他工作看看，总之都是到时候再说的事了。”
灯的眼睑几不可辨地向下沉了沉，垂着眼望着沙发夹缝的角落。“可以给立希写信吗？”灯的问题突如其来。
“当然可以了！灯想写多少都可以。”
灯可见的兴奋了些。“那，立希…要去海边吗？我呢？可以一起去吗？”
房总半岛巨大的身体自东北向西南伸入海中，和对岸的三浦半岛一起筑成东京湾的两岸，日后灯将渡去对岸而我将会回到东京，所以眺望着浦贺三十五分钟船程的海湾水面时，我总是多加了一份分离的悲观在里面。长裙拖沓的裙摆跟在身后，被此时盛行的海风卷着在我背后飘飘荡荡。到了海边的灯明显比之前闷在旅馆时高兴了不少，跟在我背后绕着上下翻飞的裙角前前后后转圈。码头灯塔瘦长的身体立在岸边俯视我们，长长的防波堤蛇行向海中，像灯塔在日光下孤单的影子。灯弯下腰，将夏单鞋脱下拎在手里，翻过公路靠海一侧齐膝的矮墙，踏过被海水浸湿成深墨色的礁石跑向远处的沙滩。我追着她翻过去，提着裙摆在灯身后赶。
潮水正在上涨，本地人大多都收拾装具，不在这时候到海滩上来，绵延几百米的沙地上只剩我和灯一前一后。我穿的板鞋在潮湿的沙子上踩一脚便是一个陷坑，于是和灯越落越远，终于到了只能远远地呼喊，连声音都在海风里吹得散乱的地步。海浪在沙滩上冲积出一条清晰的界限，我便踩在那条线上一步步向前踢踏。海水冲上沙滩，无法继续向前的浪散碎成泡沫，舔过我的脚底。我下意识退后半步，雪白的浪花褪色，然后再“轰——哗啦——”一下，无比鲜明地涌上来，在我脚尖前汇聚，翻越鞋面打湿鞋膛，踩在脚下叽叽呀呀作响。这时我反倒轻松起来，觉得再没什么能阻挡我拥抱这片海了，于是我将裙边一道道卷起捏在手心，一直一直向水深处走。身后灯的声音远远地响起来，我回过头，她一手扯着衣摆兜着一握贝壳，一边用力朝我挥手，涉着漫过大腿的海水向我走过来。身后涨起的海潮几乎要将我托起来，无以阻挡的水流搡着我跌跌撞撞地靠向灯。扑通一声，我手里攥着的裙摆跌入水中。
全身上下被泼饱了海水的我被灯护送着回了旅店，当天晚上我就开始发烧，以至于第二天晚上，爱音她们在列车上毫无公德地大呼小叫时，我仰面无神地靠在坐席上，昏沉沉地觉得四面八方的声音，连同灯光和我身下的座椅一起都在扭曲着旋转。或许她们确实在列车上看到了海岸线上绵延的湾区夜景，但我确实记不清了，只记得灯想要喂水给我时，我慌乱地将头扭向一边，一整瓶矿泉洒了一半，在白炽灯下幽幽地反光。我眼角里含着灯慌乱的样子，想开口道歉嗓子却发不出声，身体也沉重得无法动弹。车厢顶灯灼目的白色光晕悬浮在我头顶，像是小说里描写的死者临终前的幻影。说起来很可笑，生与爱与死在我身上形成这样微妙的三角关系，矛盾地吻合在一起，渴望爱害怕爱太激烈到想要死掉来逃避，临门一脚又想念爱而苟活，活下来又会不长记性地渴望爱。晚上十一点我们抵达东京，背着大大旅行包的灯在站台上向我挥手道别，一点点倒退着消失在我视野里。我隔着脸上糊着的口罩朝她笑朝她摆手，人群东南西北地散开流去，剩我一个留在最后一班列车过后行将封闭的空旷站台上，远处伸过来的铁轨在我脚边终结，巡查的站员走过来将我带出去，出站前我回头望向站厅，大屏幕上电子钟的秒针一圈圈地跳，回声滴滴答答从穹顶上落下。准备下班的站员从腰间解下一大串钥匙，哗啦一下将进站口的铁栅门拉下来锁上，这是春假的最后一天，夜里二十三时四十六分，我的高中时代到此为止。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MyGO按部就班地退场，爱音和素世坐红眼航班飞伦敦，在乐队群里发消息道别时人已经在飞机上；接着消失的是乐奈，七月的某天开始她不再到RiNG来蹭吃蹭喝；灯离家去上学时我没送她，在家睡了一整天。我照例四处兼职，只不过白天出门后就蒲公英一样飘在东京各处，到夜里才去上工，不再是高中生的日子里，我继续以高中生的方式别扭地生活着 。灯确实如约给我写信，信里什么都讲，天气、同学、各种脾气的教授，听不懂的理科课程，以及她养的小仓鼠。信件往来的频率大约两周一个来回，每天我兼职回来，往家门口的邮箱里瞥一眼，有新的来信就取出来，虔敬地读完后诚惶诚恐地给灯出主意。每次来信时灯似乎都很好奇我的近况，我在信里将自己乏善可陈的近况添油加醋地描述一番，说自己准备去读短期大学，一边还在培训机构里教架子鼓。信寄出了又觉得这样骗她太罪恶，第二天便赶清早出门四处应聘，晚上回家捡起书本恶补预备考学。九月里Hibiki来邮件说高中打工时对我印象不错，问我有没有兴趣继续去他们那工作，可以一边念书一边兼职，毕业后转正社员，我就这样晕乎乎去上了班，为了让灯安心在心里吹出来的牛居然就这么实现了。
十一月时收到灯的信，那时开始觉得她不太对劲。之前她虽然也在信里分享生活，但形式大多是流水账样的记述，甚少像这样加上大段大段她自己的想法。我知道灯那时几乎只用了一两个晚上就匆忙选定志愿填了进路调查，入学考试也只是将将达线。我一面读信一面想象灯在横滨郊区的校园里百无聊赖地散步，夜里趴在桌前点着萤火样的夜灯，对着窗前挂着的一串晾不干的衣服写信，心里惶急且自责，又无法可帮到灯。这时我在Hibiki当经纪人助理，每天替她处理邮件、起草回信，大部分都是像高中时的我那样自荐的年轻人，这份工作最大的难处倒不在体力脑力的消耗而在心气的消磨，每天变着花样排列组合敬语，一封接一封地发信告诉别人“对不起你被拒绝了”，但实际上我们根本没听过他们的音乐，拒绝的原因只是经纪人这些天偷懒不想接待来访而已。我大着胆子向上司告假，搭电车去横滨找灯。大学门口的保安将我放进去，但我并不知道灯到底住在哪里，手机电量也将要见底。十一月的湾区四处下着冻雨，我握着金属的伞柄，裸在外面的手背和指尖冻得红肿僵硬，口中冒出的白气叹息一样长长飘向天空。被冻僵之前我躲进路边的公用电话亭避雨，这里的电话机还在运转，我试探着投币进去，将话筒握在手里摩挲，终于磨蹭着在时间将要结束前拨了灯的号码。老式电话机的声量很小，得使劲将听筒压在脸上，才听得见另一头遥远的呼喊，但终于听到她声音的时候，我还是几要掉下泪来。
“喂？喂？我是横滨海洋大学二年级的高松灯…请问您是哪位？”
“灯？我是…我…”
“立希？是立希吗？遇到麻烦了吗？你在哪里？喂…”
“灯！我在…”
我四下张望着，透过电话亭的玻璃寻找道旁的路牌时，通话时间已将要结束，我徒劳地试图用手堵住退币口，想让那枚很不争气的硬币再为我的怯懦买一次单，再多为我买来半分钟灯的声音，但它还是叮地一声被机器弹出来，话筒里灯的声音脆生生地断掉，像开业剪彩的缎带，咔嚓一下一刀两断，弹出的硬币撞在退币口下方塑料篮的壁上，反弹了三次后旋转着当当当落在地上，与听筒里的忙音震荡着回响。
出人意料地，灯居然自己找了过来。那天我下班出电梯，将黑沉沉的长柄伞罩在头顶，顺三重的旋转门走出大厦逆着拦路的冻雨一路走去地铁口，准备收伞时就看到灯站在那，穿着黑色的长款棉服，手里撑把透明的塑料伞，背对我仰着头看云阴的天空，黑白条纹的围巾堆在肩上，像是企鹅的鳍。灯像是感应到我一样，不等我靠近就转身向我挥手，踩着地上的积水啪嗒啪嗒跑过来，两朵伞将将要撞上时又有些不好意思地停下，从怀里掏出个信封给我。
“昨天去寄信的时候发现邮局下班了，但是很想要立希快些看到，正好今天没有课，就自己来送给立希了。”
我拿着信封发愣，灯又围着我转起圈来，连珠炮似发问。最近做什么，吃的怎么样，自己住还是和家人一起，完全不顾自己已经冷得流鼻涕。我拉着她去楼下的咖啡馆，很是破费地点了不少吃的。灯嘴上说不用，但捧着热可可一口一口抿的时候，整个人还是难掩地兴奋起来，眉眼也舒展开，短暂地又变回我熟悉的那个在星象馆里睁大眼新奇地仰望球幕上投影的灯。点的两份简餐有一大半都被灯吃掉，我坐在她对面，作汇报似的给她讲自己的生活。灯一边用叉子往嘴里挑意大利面，一边侧耳听我说话，偶尔停下来问一两个问题。落地窗外行人往来，挥舞着雨刷的有轨电车铃铃地鸣笛通过路口。
“…其实工作挺无聊的，过来试音的乐队一般分为两种，一种努力证明自己玩的是时下最潮流的风格，一种努力证明自己玩的是最前卫最高级最有品味的小众音乐。两种人都一样的用力过猛，要么毕恭毕敬到近乎谄媚，要么摆艺术家的谱让人分不清是他面试我还是我面试他…上司还总问我的意见，我还得给每支乐队都作评价，每支乐队的评价还得不一样，还要体现我的专业性和鉴赏水平。真的好麻烦好麻烦的，一个月里除了发薪日我都觉得这工作一文不值。”
“立希还喜欢音乐吗？”
“喜欢…喜欢的。他们的歌，虽然经纪人不见得欣赏，但我都有听一遍。”
“还在打鼓吗？”
“有…偶尔会。毕竟教别人打鼓的话，自己偶尔也要上手示范。”
“好厉害！”灯嘴里咬着半个洋葱圈，如是说道。“每天都听不一样的音乐，虽然自己不能演奏但还是在帮助别人实现梦想，虽然说着不擅长但还是很努力地做。立希真的好厉害。”
欸…我错愕起来。是这样吗？
午餐过后我送灯到车站，出门时我特意先灯一步出去，撑开伞罩在她头顶。灯有些意外，但到底也没有拒绝与我共伞，紧贴上来挤在伞下往前走。无边的雨丝斜吹下来，将前襟沾得微湿。我稍稍将伞向灯那边倾些，从伞沿侧着窥出去看身前的路。我突然觉得东京的人行道设计得很天才，既没有窄到两个人不能并行，又没有宽到两个人足以分开。我与灯并行至站口，灯灵巧地从我的伞下钻出去，自己撑开伞，将我们之间隔开半米的空隙。冷雨终于得空吹进来，刮得我有些脱力。灯看向我，踌躇着想要靠过来，又踌躇着退缩回原地，然后张开双臂，对着面前的空气做了个拥抱的动作。
“嗯…这次就不抱立希了，”她在自己左肩上拍了三下，以示安抚。“感觉立希会哭出来。”
“才怪，不会哭，再也不会哭了。”我挤着笑，也学着灯的样子抱了抱面前的空气。
“那…啊，下雪了。”
“是啊，”我望向空中，十分钟前飘飞的雨点已经变成米粒大小的雪霰，飘落在伞面上，鞋面上，脚面上，沙啦啦地响，又迅速消隐不见。“冬天到了。”
灯将伞收起来，倒着一步步退入进站口，越来越臃肿的人群挤进我们中间，将我和灯都溶化进一片驳杂的色彩里。我踮起脚来看她，灯还在一步步倒着走，见我找她，也踮起脚向我挥手。我隔着人群对灯喊话，祝灯生日快乐。灯似乎确实听见了，拼命点点头，朝我喊着什么，我也点头答应，回应她说再见、再见。灯接着转过身，从小步走变成快步走，又从快步走变成奔跑，肩上的背包一跃一跃地跳动着，跳进新宿站四百万人的海中，这片海涨落着，浪潮将她推远而将我隔离，终于灯的背影消失在站台，像鸟溶化进天空。
十一月的东京总是落雨。周末时我在冻雨敲打雨棚的咚咚哒哒声里醒来，睁开眼，花枝上缠着旧胶带的月季隔着窗眺望门外的街市。楼下花园翻建时这株花被市政挖出来随意丢在一旁暴晒，枝条也断了一半有余。我将她捡回来，截去无能为力的枝叶，将剩下的断枝包扎好在瓶里泡了一周才堪堪将她救活，中间被月季的刺扎到满手是血。后来我将花移回她最初发芽的花盆里一直养到现在，但一直不敢拆下用于包扎的胶带，害怕我一旦将它取下，还没长好的枝条就又会分崩离析。会吗？毕竟五年了。我伸出手，隔着那层包扎，感觉到枝条上新生的、软弱的刺。
周一中午希美少有地主动邀我一起吃饭，说是午餐，但地点还是有些抠门地选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厅。好像扮年轻似的，希美穿了件水手风上衣，系着蝴蝶结，头发也扎成女高中生式的高马尾。
“上周三校联合文化祭，去看了吗？沙由理的歌声超感人的！”
“没去。”
“我一个外地人都特意去看呢，还特意打扮地稍微年轻了些。真的好梦幻啊，青春的氛围。”
“只是健全的成年人并不全面的偏见而已。”
“沙由理在mc的时候告白了哦？”
“失败了吧。”
“成功了！”希美很是夸张地拍了一把桌子。“你真的一点都不关心吗？一点都不好奇吗？”
“…大概。”我含糊地回答。
“不过椎名前辈之前也是鼓手对吧？之前路过乐器店的时候看到你在里面试鼓，打的很帅气啊。前辈的乐队叫什么名字？我想听一下…”
“为什么要接近我？”
咖啡馆里暖气开得很足，我幻觉似的觉得周遭安静了一瞬，有些难以喘息，于是将咖啡端起来下意识要走。希美追在后面，于红绿灯口将我截住。我既无法甩掉她又被慑住无法自辩，只能看着她表情从急迫变得平静，最后忍不住莞尔。
“算了，真不知道怎么说你好。”她完全不怕冷一样靠在白铁的灯柱上。“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到底是在和谁对话，感觉椎名你既不生活在现在也不生活在过去，而是活在你心里，介于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某个夹缝里…所以你就当我是在对空气说话就好，当然，如果某个时间的你能听进去，就再好不过了。”她正色道。“活成锋利的人是有代价的，握住刀锋的人自己也会被刀割伤，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感觉痛，会有多痛，但总会有人感觉到的，谁想要靠近你，谁就会觉得痛。”她举起她在白铁上被冻得发红的手给我看，我抱歉地脱下手套想递给她，却被直接退回来。
“谁要你那个老土的手套，”她将口袋里绣着青鸟的毛线手套翻出来戴上。“下午不上班啦，感谢前辈照顾，以后再见咯！”
“去哪？”我后知后觉。
“论文啦论文，明年我就要毕业啦！真羡慕你们这些不升学的不良少女，这辈子都不用为学业操心！”希美走过南北向的街口，很是潇洒地将背影留给我。前一天的冻雨夜里转成雪，在地上落了薄薄一层，被车轮碾轧行人踩踏后暗沉地混进泥尘积在路旁，只有踏上去时才能凭触感和声音隐约推断出下雪的真实。午后的首都圈又开始降雪，这次比前一天夜里更大更倔强，身旁行人纷纷加快脚步，冲刷着我向前急行。电车行驶的铃声、汽车喇叭声和临街店铺传出的音乐声逐渐上涨着堆积起来，对我形成一种压倒式的沉默。我无话可说地在路口站着，觉得落下的雪花不是要将我掩埋，而是要重新将我填满。
自从那次灯突如其来的到访之后，我就没再主动找过灯，灯似乎也很默契地不再约我见面。我与灯变成了一种在二十一世纪仅靠信件和偶尔的电话联络的复古关系。给灯去电时我会特意选一个还在使用的老式投币电话亭，给她挂一个电话，灯接起来，打过招呼后，我们就一同保持沉默，静静听对方在听筒里呼——吸——呼吸——，一直到通话时间走完。灯毕业后进入研究所，满世界地海洋科研，相比之下我的信显得越跑越慢。我依然习惯将信寄到六号邮筒，但或许是新来的邮递员不愿再费心检查地址，或许是我与灯的小把戏被人发现了，我的信不会再按照信封上的地址投递，而是直接被盖上查无此人的邮戳退回。我开始健全地长大，从短期大学毕业、辞掉经纪人助理的有毒职务而专做录音师的工作，偶尔去池袋的乐器店里以试乐器的名义打鼓，爆裂的节奏持续整个下午。现在想来我与灯是种维他命片似的关系：没有彼此会活不下去，但只有彼此，或许活得也不会很好。只是不知为什么，越是离她离得遥远，我就越强烈地想念她。池袋的水族馆、新开的Livehouse、少女乐队的广告、通勤换乘的站台、夜中闪回的信号灯，每路过这样的地方，我总会想起灯，似乎只有远离她的时候，爱才是一种能从试管中提炼的物质。东京真是一座冤孽的城市，到处都是来自过去的幽魂。但这和灯没有关系，不是她的错。爱对于她太简单于我则太难，她轻易就能拿出的真心我需要疼痛流泪移情又共感才肯掏，所以要收回去也从不轻松，于是就这样一厢情愿连累她到现在。我开始学着灯看老电影，灯尤其喜欢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到千禧年的片子，她说那是很好的时代，世界刚刚被连接起来，足够人们广泛地相遇，又还不够他们太无常地分开，不够他们太轻易的忘记。那天我一个人去池袋西口那边地下商场的小影院，八十年代的旧建筑，过道的灯昏暗，得贴着墙摸索着前进。午夜场的电影只有我一个观众，入场时镜头正给到夹在书中的借阅卡。我规矩地按票面位置坐下，一路看到藤井树对着积雪的山坡呼喊“你好吗？我很好”，一时忍不住落泪，想要回过头拥抱谁，却只能抱着椅背滑稽地流泪。啊啊，灯说的果然没错。我想。
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二十三点四十六分，我守在电脑前面，等着昔日MyGO!!!!!的成员们上线。时隔多年我们仍在遵守的惯例只剩下这一个：给灯过生日。爱音和素世已经在伦敦定居，画面里的小圆茶几上摆着茶具和曲奇饼干；乐奈举着手机打视频，上线后不知怎的又退了出去，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回，直到灯上线前一分钟才堪堪弄完，很规矩地坐在那，怀里抱着那把吉他。屏幕里灯断断续续的声音和大家打着招呼，我盯着摄像头，轻轻向她挥手。简短的线上生日会很快结束，我们各自举起面前的茶杯，变成蒸汽的泡沫飞向空中，预备着在某处相碰。成员们一个接一个地下线，灯留在摄像头前，有些局促地搓着手指。我见过她这副模样，高中时代每每碰到为难的场合，灯都会这样怯生地向后退，我也熟稔地将她护在后面。看着穿着研究员制服，皮肤也晒黑不少的灯又显出这个样子，我隐约地觉得恍惚又怀念。灯终于开始先我一步开口：
“立希最近还好吗？”
“很好哦，”我举起摄像头在小屋里四下照照。“录音室的工作也很顺利，每周去打一次鼓，两周看一次电影…灯不用担心我的。”
“最近科研船在阿根廷休整，布宜诺斯艾利斯港。过了午后就要向南极出发，走福克兰、南乔治亚，然后到南极半岛，现在是南半球的夏天，是南极科考的黄金时期。我们团队研究的是近海生物种群，不会登陆，但船上有其他人昨天就下船了，要搭飞机去斯科特站，据说能近距离见到企鹅…”没等我问话灯就已经自顾自介绍起来。“对了，这个是上一次科考采集到的化石标本，周围还有一些很好看的石头，想要送给立希，但是没时间发国际邮件，也不懂这边的语言。”
“可以等回国再给我呀，我又没有那么等不及。”
“这个是在赤道附近采集的海水水样，不是正式的科研项目，但是觉得海水很清很亮，就用试管装了一小管，一开始放在太阳下会闪闪发光，但离开那片海就不会发光了，本来想冬天回来的时候送给立希，现在打算到了南极就把它放回海里…立希想看看海吗？现在到甲板上就能看见，虽然只是一小片…”
没等我回答，灯已经抱着笔记本电脑从舱室跑出去，在面向外海的侧舷站定，举起摄像头给我看港外泛波的海湾。一伙船员从灯身边挤过去，举着对讲机乌里哇啦地叫着呼号，我看见灯那头的画面有规律地晃动起来，背景里甲板上的烟道开始排出尾气。
“要开船了吗？”
“暂时没有，只是在热车。”灯在甲板上坐下，将电脑紧抱在怀里。“啊，正午了。”
“是啊，”我擦了擦摄像头。“日本这边已经是第二天了呢。但还是生日快乐，灯。”
灯点点头，又与我一齐沉默起来。背景音里船舶轮机开始预热的响动从底舱一直传上来，海浪一样同时震撼着灯和我。
“立希觉得，我有没有喜欢过你？”
屏幕里的灯看着我的眼睛，突然如此问道。“现在我也经常会写诗。偶尔在船上睡不着的时候，就会想到立希。有时候会想，如果那时候没有选择读大学，没有选择来做研究，而是选择和立希继续组乐队，大家现在会怎样。想的多了，我就怀疑自己是不是有一些喜欢立希。但是又觉得很抱歉，因为我把立希扔下了，立希为大家做了那么多，我却没有选择陪着立希。这样的我是不是很自私？是不是还不够喜欢立希？我总是这么想，但越是这样想就越想念立希，想念到没有办法和立希见面，没有办法和立希讲电话，因为好怕立希会哭，总是立希在安慰我，如果立希哭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立希？立希？你不要…你不要哭…”
屏幕里，灯咬着泪向我伸手。我后知后觉地意识到自己的眼泪已经糊涂地在桌面上横流，慌乱地想伸手去关掉摄像头，但灯的声音，灯的画面，遥远又清晰地摄住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魂魄，巨大的重力将我钉在原地。可我还是无法回答她，争论谁爱谁在先、谁爱谁更多，都只是假象，她只是在问我是否爱她，而我知道自己不会拒绝她，知道我无法拒绝她。
“喜欢的，”我拼命咬着自己的手背。“一直都很喜欢，一直都最喜欢，喜欢灯。”
“那什么时候见面呢？”
“冬天吧。”我仰起头，一把抹干脸上的眼泪，回忆着那条将好能容得下两个人的街道。
“冬天不是已经到了吗？”
看着我的眼睛，灯逐渐止住了眼泪。在逐渐上涨的轮机声汽笛声和海员们走动的声音中，世界逐渐安静下去，灯与我都意识到是思念，而不是时间，才是无穷无尽的。于是我们隔着一万公里对视，好像在雪中牵对方的手。科考船上，船长一边指示在桅上升起蓝底白色长方形的“P”字旗，一边走上甲板指示海员各就各位，高声喊道：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去南极！”
那，冬天见？灯看着我。
嗯，冬天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