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米跟我说过几年他想出一本书信集,收录那些我们过去互通的信件或者明信片,还有报刊剪贴画册之类,一言蔽之就是纸质的来往记录。不知为什么我没有第一时间答应他,显然不是因为我早就把那些东西扔掉了(我很少丢书信),大概也不是因为我那时正和他冷战闹别扭:这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齐柏林飞艇的一员,作为吉米·佩吉麾下的一个被压榨的勇士,总得要有几次敢于反抗这个控制狂的暴政。我想他提出这个主意也有破冰的意图,别看他那副模样,他其实也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主儿;但,总而言之,我没有马上应下来,含含糊糊地说再商榷吧。当然是打的电话,我们还没有绝交到天人两隔的地步。
他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我听见线路里嘈杂的背景音,不是录音室,也许是酒吧,吉米咳嗽了一声,那边便安静了不少。“你再考虑考虑吧。”他慢吞吞地说,“说实话不光是为了经济利益,我觉得它会有更大的用处。”
“怎么了,你突然喜欢上被记者造谣我们之间的关系了吗?”
吉米咂了咂嘴,我听见液体在他喉间滚动的声音,那大概是一间酒吧,所以应该也涉及一些药物。所以吉米也许是溜大了才突发奇想,而他那种所谓的远视更可能来源于幻觉。我是想说,没那么玄乎。绝大多数时候大家都在被吉米哄骗,我也不例外,所以得更警惕一点。他没对这句调侃做出什么回应,大概是觉得破冰的社交目的已经达到,就无视这种无厘头又难以下台的问题,算是他的一贯作风。我听得出他在话筒那边的声音柔软含糊,大概是真的被灌了不少,以至于一会可能我会再接到一通电话,来自于一个可怜的酒保:普兰特先生,你的吉他手倒在这儿了,你来把他带走吧。
“书信集。”他再一次说。
“我没明白。”我换了个坐姿,这次选择把右腿翘起来。
“有什么不明白的,罗伯特?”他用一种堪称循循善诱的语气隔着电话线重复这个提议,该死的,我知道他现在肯定醉的像滩不明生物,但他永远都是这副冷静、矜持、高高在上的态度,“我和你,我们之间,我们的故事。它会派上用场的,我看见了。”
“你他妈的喝太多了。”我断然评价道,“你在哪里?”
吉米沉默了。过了很久,也许是三秒钟,他说出一个地址;我挂掉电话,披好外套,理了理头发,告诉琼西说我要出一趟门。他抬起头瞥了我一眼,没接茬,手上的铅笔仿佛会自动旋转,但却迟迟没有勾勒出下一个音符。他说外面风很大,你带一件衣服给他吧。我在门口怔了怔,最终就像效仿吉米的作风一样,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吉米生了病,发了烧,躺在床上,而我在后悔没有听琼西的话,我们每次都会这样后悔,但后悔这个词其实是本世纪最大的个人骗局。因为那晚后半夜下了雨,我把他拎出来扛到出租车上时他已经全身湿透,那件高级定制的黑色风衣——呢子面料——上面全是细细密密的水珠,慢慢地渗透进他里头那件薄衬衫,这种诡异的干湿混合其实是最折磨人的情况,你会一直发冷、打寒战,尝试给自己灌酒来提升身体温度,而当这样的循环持续了太多次以后,你就会晕倒在路上,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接到了吉米不假,但那是一个走路都摇摇晃晃的吉米,一只手搭着我的肩膀,膝盖向内弯曲,海洛因那时还没有完全抹杀他身为人的形体,但他本来也就细瘦得要命,一直以来我都怀疑是不是可以轻易把吉米对折起来然后扯断,就像弄坏一个纸板娃娃。我把他塞上出租车,然后紧挨着他,酒精的伟力在此刻确实可见一斑,他的皮肤冰凉但呼吸却蒸腾着热气,我知道他至少这会还不会死。他事实上在车厢里坐得挺端正,除了把大半边身体的重心都压在我身上、又有一双氤氲的眼睛以外,其实不太看得出这是一个要了命的醉鬼。
“吉米·佩吉,”我说,“你到底想做什么。”
他把覆盖了左眼的卷曲刘海撩开,看着我轻笑。
“书信集。”他重复,这是我今晚第多少次听到这个荒诞的词语?“罗伯特,等到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什么时候?到底有什么时候?”
“等到我们连书信都互通不了的时候。”
他眨眨眼睛,我正是在这一刻开始怀疑他其实根本没有喝醉,那个表情那么细小,几乎难以察觉,我想他其实在啜泣——或者说,事实上,好吧,他在哭。
很快,真的只是一秒钟以后,吉米·佩吉倒在我身上,卷发磕着我的肩膀,额头蹭到我的脖颈。我发觉了那种异常的温度。
我让司机开快点,然后伸长了手掏出吉米的钱夹,付了一倍的封口费。回到楼上时琼西还在那坐着,又是那种淡淡的、毫无情绪的眼神,但这次打量的是我肩上黏附着的这个吉他手。他病了,我说。琼西说当然了,他当然病了,你难道还指望他能好好的?
我尴尬地笑了两声,懒得揣测琼西的话里有话,一会安置吉米还有得折腾。出乎意料的是他今天异常安分,嘟哝了一句就任由我把他脱光扔进暖烘烘的浴缸里。他这时睁开眼睛,看我,看看四周,猫似的锐利,我谈不上喜欢,但能看得出他没那么醉了,而这大概是一件好事。
“罗伯特。”吉米慢慢地喊我的名字,把两个音节拉长,“麻烦你了,是不是?”
“你付了你自己那份,所以别太担心欠我什么。”我敷衍道,专心对付吉米那头咎结的卷发,它们刚才被雨水弄得乱七八糟,此时一大蓬头发黏在一起,也许还不如直接一股脑泡进水里呢。“我只是希望你别再念叨你那什么书信集了,我不想把这些东西摆出来。”
“我不会弄的。”
“你刚才绝对不是这么说的。”
“我不会弄那些东西的,珀西。真的不会。”
“我也不需要你的保证啊。”我挠了挠头,对他今天一晚上的一系列反常行为都表示出彻头彻尾的困惑。但他是吉米·佩吉,行吧,至少在这间录音室,他说什么都行。
然后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这儿没有齐柏林飞艇了。大家一起参加了邦佐的葬礼,毒瘾,骂架,身体冲突,然后我卷铺盖走人,走前没忘记对着嗑到神志不清的吉米吼两句,我说,你他妈的已经把尊严扔掉了。作为对他那种孤独而可怖的沉默(合上的绿眼睛尤为使我恼火)的回敬,我在存放书信的那个橱柜前停了很久,很久,最终决定把那个柜子倾斜下来——于是我们十余年来所有被纸张记录的过往一股脑地倒下,泛黄发粉的纸张、硬卡纸、报纸,它们落到地上时卷起一阵风,让我想起《精灵宝钻》里陷落倒塌的那座城池。
我那时没有想起吉米多年前关于书信集的那段表述,本来推翻这一切就是为了忘个干净,你总不会在分手时还想着男朋友的脸。而且,如果你想知道,是的,我把它们烧了,灰烬拿去养一个果儿种的花;她讶异于我哪来这么多劣质肥料,我说我刚刚杀了个人(皇后的那首名曲彼时刚刚发布),他的肢体掩埋在这堆灰里,只能麻烦你用它们来养你的花,这样就能完成最终的毁尸灭迹。她笑了,甜甜的,但毫不留情地把一句话扇到我脸上:
“吉米走之后,你的生活还顺心吗?”
她也和吉米睡过,我没想那么多。“我们什么时候不是照葫芦画瓢地过呢?”
“他挺怀念你的。”她说。
“去他妈的。”我笑道,笑眯眯地吻上这个漂亮姑娘。
我看到纸灰渗透进泥土的缝隙,心里想着终于结束了。
我搬了家,远离了我们原来的生活,至少我可以开始毫无影响地戒毒。吉米没有我的电话,我知道(我就是知道)他试着通过接线员找我现在的住址,可是找来也不会有什么用,就好像我也不会买他后续出的任何个人专辑。我后来的妻子问我为什么没有齐柏林飞艇了?我说你不能指望一架飞艇永远飞在天上吧。这些年来我想我培养了一点幽默感,乐观豁达之类,当你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太多杂七杂八的麻烦的时候,你就会感叹于过去那些热衷于掺和进麻烦的自己有多不知天高地厚,也就更愿意变成一个幽默的老成的人。
我还唱歌,也不断收到信和贺年卡。它们又被我按照年月日分好放进橱柜,这些邮戳却没有一个来自七十年代我最熟悉的那个地址。当然我能在各种地方见到吉米的影子,甚至我们仍然被如此深刻地捆绑着,但已经没有书信和往来了,停顿和抛弃轻而易举得让人想笑。
“书信集”这个词语就是在这个时候重新钻进我脑海,在已经不被恨或者爱定义的茶余饭后,那时回忆起吉米·佩吉已经是可以被允许的事情。他说了什么来着?他说让我再考虑考虑,等到连书信都通不了的时候就没机会了,他说他看到了,不是吗?他看到了。
可我没有后悔。那种过去我很熟悉的酸涩和凝重并没有在我回忆起这一切的时候出现,我会想着“如果听了琼西的话就好了”,会想着“如果我这么做了就好了”,但一部未出版的书信集,不会,我不会为之后悔,也不会因为烧了那一切然后把它们喂给果儿的紫鸢尾而感到悲哀。飞艇坠落了,我对自己说了那么多年,要说我这几年以来最相信不过的一件事,就是飞艇永无再飞一次的可能。
但那个吉米·佩吉的身影却在我的梦里摇曳,197■年,醉醺醺的吉米,瘦的像张纸的吉米,踩着我的大衣倒在我的肩头,热的像块冰的吉米。他发了烧躺在床上,我用最后的被子把他裹起来,所以他卷曲的黑发只能闷在他的肩颈里,浸着汗水让他不安地闷哼。我叹了口气,凑近他,捂热了手再去扒拉他的发丝,接着被吉米握住手腕。他迷蒙的绿眼睛半闭着,一切虚弱朦胧,美好得如同踢一脚就会破碎的梦。吉米又烧得有些神志不清,他叫我的名字,罗伯特,珀西。你答应过我的。我说,我什么都没答应过你,除了那一纸合同,别傻了。
“我们会留下什么?”他仿佛在自言自语。
“音乐,成绩,那些能让你换到钱的东西。”
他闷闷地笑。“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要一本书信集。”
“你在骗人。你什么时候这么重情重义了?”
“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后悔而已。”吉米淡淡地说,嘴唇几乎没有翻动的痕迹。
他松开我的手,坠落下去,落到那床柔软的被单上,跌出我的梦,让将近二十年后我夹着烟的手指微微颤抖、大脑轰鸣。
如果货真价实地在后悔的人是他——那么我究竟算作是烧毁了什么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