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叡在电话里说，他爸死了。我下意识想说节哀，随即反应过来他指的是曹丕。我的二哥，我的兄长。我问，葬礼在什么时候？
下周二。
我会来的。我说。
我最终没有去成我哥的葬礼。彼时我还在美因茨，德国莱法州的一个小城，没有机场，我需要先坐火车去纽伦堡或者法兰克福。来不及的，我对自己说。一个拙劣的借口，我躲在其中像钻进一个彩色泡泡。曹叡给我打完电话的第三天，我写了篇悼文，翻出一个落灰的邮箱地址发过去。约摸过了十分钟，对面回复了。
已收到，小少爷请节哀顺变。家中一切都好，勿念。
我忽然想叹气，可能因为这个远古而熟悉的称呼，又或许只是因为今天仍然下小雨。
好几年后我又见到那篇悼文，它被印在洛阳的报纸上，日期是我哥死后一周。在国贸附近的一家日料店里，曹叡把它连同一瓶酒一起递过来，作为见面礼的一部分。他说，欢迎回国，叔叔。
我端详着他的脸。我的侄子长得极像他母亲，眼睛很黑，皮肤苍白，他把头发留长了，簌簌地拂着肩头。他看起来不像我记忆里那个小男孩，也不像我哥。在2011年冬季的夜晚，这个陌生人叫我，叔叔。就在那时我诡异地感到所谓血脉相连。他的目光里有我很熟悉的一种东西，在我理解那是什么之前，先本能地流下眼泪。
多奇怪。我知道我哥死的时候没哭，写悼文的时候没哭。很久之前，在美因茨的出租屋里，我放下话筒，看见夏风吹起泛黄的沙质窗帘，感到周身一切都缥缈而遥远。我的哥哥，我记忆里广袤、恒远的哥哥，怎么就在一通电话里坍塌成了坟堆。我哭不出来，异乡永远陌生的土地也撑不起悲伤。直到我回国，直到我看到我哥已经长大的小孩，直到他叫我，叔叔。我忽然从未如此真实地意识到：我哥确实死了。
曹叡递给我纸巾，很平静地等我收拾好自己，才问我打算住哪里，待几天。我定的酒店就在附近。他思索了一下，问，要不要来他的房子里住。
旧房子了，早些年爸刚到北京的时候买的。他又补上一句。
我拿筷子戳了一下面前的生鱼肉，说，如果不麻烦的话。
曹叡开一辆奔驰，我不认识型号，但很新，皮质座椅散发出令人头晕目眩的香薰味。七年前我哥送我去机场，他的车上始终有烟味，来自于他自己，或者是载过的那些合作对象。我摇下窗通风，听他在一边断断续续地叮嘱，不要太累，注意身体，三餐按时。声音被风扯远，拉长。上了高架桥，我突然转过头说，那如果我不想去了呢？德国那么远，我的语言都没学熟练。哥，我要是想家了怎么办？你会来看我吗？
我哥又不讲话了。他握着方向盘，目视前方。我看见方向盘的皮面有些发皱。他说，生活费会按时打到你卡里的。
我向后靠去，再靠去一点，陷进柔软的皮质潮水里。曹叡提醒我调节座椅靠背的按键就在旁边。我说不用了，差不多也快到了。顿了顿，我问，你爸之前都在忙什么？
还是那些老样子吧，公司啊，合作商啊。曹叡说。
没别的了？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他去世前几天我才去洛阳。
我才记起来这件事，有些不好意思，就说，你爸他压力应该很大，你爷爷留下那么大一个企业，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曹叡依然面色平静。我知道。他猛踩了一脚刹车，到了。
真是老房子，主卧床头还摆着我给我哥和郭女士拍的结婚照，但打理的很干净，宽敞。就是太久没住人，在北京入秋的天气里难免凉意阵阵。曹叡替我把水电打开，交给我钥匙就走了。我洗过澡，躺在次卧床上，用厚被子从头到尾裹紧自己，仍觉得冷。我睡不着，披着被子走去主卧，拉开床头柜，打开衣柜，翻书架上的书。我哥还在的话会怎么想？他的四弟，莫名其妙地在他家里乱翻东西，他会生气吗？我翻出一沓文件，全是计划书、报表、合同之类的。或者他根本没有空在意我。他永远、永远那么忙。
我哥从来都有很多事情要忙，我们都还小的时候他要忙着背古诗，读英语，读书时忙着参加竞赛，和同学朋友出去玩，后来工作了忙着写计划书和报表，忙着社交、开不完的会。有那么多事等着我哥去办，陪他弟弟大概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一件，甚至不配被他写进日程。我和他最后一次拥抱还是在他结婚的时候。那是1998年的春天，他的婚礼比家门前的玉兰花还要盛大，大概也是重要工作的一部分。新郎新娘交换完戒指，接完吻，他挽着那个姓郭的女人走下来一圈一圈敬酒。敬到亲属这桌，父母站起来和他拥抱，我也跟着站起来。他看见了，没握酒杯的手环过我，拍了拍我的背，下颌叩在我颈窝里，一下就分开。
小植现在都能喝酒啦。我哥笑了起来，和妻介绍道，这是我弟弟，曹植。很聪明的，写文章比我还要厉害。他拍了拍我的肩，说，一下子就长这么大了，比我还高呢。
我能看出来我哥喝多了。我和他每个星期至少见一次面，怎么到现在才惊异这些。他是哥哥，他应该第一时间发现我的每一点变化，他应该以自己的身高作为测量我身高的标尺，他应该比我自己更早触碰我新长出的痣，替我剪下挡住眼睛的额发，他应该每个周六下午站在学校门口那群家长中间，笑着朝我招手，叫我名字。到现在怎么会至于像多年不见的远亲一样，在婚礼才有机会见面，拿我的长大来客套。我的哥哥曹丕是最性情的朋友，最负责的上司，以及最不称职的兄长。
那个时候我家有台海鸥牌双反相机，是我大哥还在世的时候买的。一整场婚礼我带着它到处乱拍，拍完一整卷胶卷，转头就扔进角落，也忘记去冲洗。在主卧衣柜最底下的抽屉里，我翻出整整一箱胶卷，看外观保存的很好，在灯光下像一个个诡谲的寓言。床头柜里只放了一本书，是我大学时出版的诗集，青绿色封皮被塑封书皮包裹，“曹子建”三个字崭新如初。
到国外的第一年我搬了四次家，一个人搬行李、坐车、拖着被雨水浸湿的裤脚走两公里路回出租屋，并咬牙切齿地恨他。曹丕，我说，我打字，曹、子、桓，寄给你的诗你到底有没有看见。
过了一天，他回复我：在忙，等有时间再说。
我想到这些事，突然笑了起来。真是过去了太久，连当时恨他的理由都显得幼稚。有段时间我不想叫他哥，如果我进公司，和他在会议桌两端对坐，他分给我的目光会不会比一个普通的兄弟长些。怎么到头来血缘先成了最轻贱的东西。
我花了两天时间调回时差。曹叡接我去公司处理一些文书。这几年我人不在国内，仍然持有一部分公司股份，如今曹魏高层决定收回这些股份。协议上的金额数多到令人咂舌。我看了一眼曹叡，他朝我点头，说，这是我和司马先生一起为你争取到的。
噢。我一边签字一边问，他现在在哪里？
司马先生在洛阳出差，大概明后天就回来。
回国的第七天，我终于见到司马懿。他几乎没变老，背塌下来一点，但仍然高，端正。他从接机口远远走到我们面前，先朝曹叡低了下头，说，魏明。
曹叡点点头。辛苦你了。
他又转头看我，微笑。曹植先生，好多年不见了。
是有好多年。我和他握手，那只黑皮手套在我掌心里停留两秒，抽走，留下冷冰冰的触感，像蛇类爬行过的痕迹。我们往机场外走，司马懿问我，这些年过得怎么样？
不好，大部分时候一点也不好。我花了漫长的时间去熟悉不同的温度，气息，重新建立起对周围的熟悉。在潮湿的阁楼里写作，每逢阴雨天忍受关节酸楚的疼痛，冬天太冷，夏天热的发慌，发给我哥的一切都没有回音。
我说，挺好的，不用担心。
那就好。司马懿又露出那种标准的微笑，好像总在担忧些什么。你二哥很关心你，经常和我说你在那里过得不好，要不要多给你打点钱什么的。
多麻烦他。我盯着司机把行李搬进后备箱，绕到前面矮身钻进车里。司马懿从另一边进来，拉上车门，撞出一声闷响。
这怎么能叫麻烦。他慢条斯理地抚平衣褶。你们是兄弟，互相帮忙也是应该的。
有人敲了敲车窗。我转头，曹叡站在外面，一手拿着电话贴在耳边。车窗摇了下来，他弯下腰，望着我和司马懿。高新区那边一个楼盘出了点事，我得去看一眼。你们先走吧，我另外打车。
路上小心。司马懿在一边说。
曹叡的目光越过我，在司马懿面孔上停滞了两秒，点了下头。
车在一个巷子口停下。司马懿拉着行李箱，摆弄了两下手机，对我说，陪我走走吧，小少爷。
我错愕了一瞬。时代变了又变，只有司马懿还固执地叫我小少爷，叫我哥大少爷。我爸还在世的时候提到过这么叫太招摇，惹人耳目，他就改在私下里这么称呼。时间在我和他对望时长久地凝滞。司马懿垂下眼睛看我，他仍然很高，和记忆里小时候接我和我哥去上英语课的乌鸦叔叔并无二致。永远穿一身黑衣，用戴着黑皮手套的手拎起我哥的书包，对着满脸警惕把我拦在身后哥哥解释，你们的爸爸要去开会啦，是他让我来接你们。他弯下腰，笑眯眯地朝我哥伸出手。走吧，好吗？
司马懿说，这个时候，玉兰花应该开了。
我和他往巷子深处走。我说，好多年没回来了，这里都没怎么变过。司马懿说，政府一直说要拆了整改，说了好几年，现在还没有动静。我说，也是好事，这里有生活气，又安静。走过一辆生锈的单车，玉兰花香静静蔓延在空气里，春天要来了，一切都湿润而丰沛。司马懿说，你二哥……祭日快到了，你还没去给他上过坟吧？
我说，没有。
我想了想，又说，在洛阳，对吧？
是。司马懿看了我一眼。
那我应该没时间过去了。司马先生，你要是有时间去，就替我……
替我什么？我说不下去了，我想不到。我和我哥之间没有什么称得上遗憾。生活不是戏剧，没有那些隐喻和象征，也没有那么多恨海情天的戏码。到现在我费了很多力气去怀念，去写作，试图抓住文字就好像能抓住他的衣角。
司马懿停在一扇旧门前面，他转过身，对我说，就到这儿吧，小少爷。他朝我颔首，我看清他没来得及补染的白色发根。他身后的木门漆面斑驳，门环披覆铜绿，玉兰花从院里探出两只，柔顺、晶莹如月。我心念一动，问他，我这几年，变化大吗？
司马懿愣了一下，忽然笑了起来。
不，他说，您一点也没变。
我哥之前见到我也这么说。那时他来德国出差，顺便见我一面。他说我看起来适应的不错，我问他怎么看出来的。他眯起眼睛看向窗外，说，这个城市很好，而且你没怎么变。
那是2009年，我记得很清楚，北京举办奥运会。我在美因茨的出租屋里看完开幕式转播，第二天就搭火车赶去柏林。在菩提树下大街的咖啡馆里我见到他，他看起来比我记忆里瘦了一些，浅蓝色细条纹衬衫在身上晃晃悠悠，像某种白色鸟类，被风拂动时舒张羽翼，面孔偶尔仍显露出一点年轻、澎湃。侍者走过来，询问是否现在点单。美式？不好，太苦了。那卡布奇诺？有冷饮吗？冰淇淋咖啡怎么样？会很甜。没关系的。我换了一种语言，告诉侍者要喝什么。树叶里渗出圆形光斑投在皮肤上，他用玉一样的眼睛看着我，笑意盈盈。
就在那时候他提起我适应的不错。我不清楚那是客套，还是他的真心话。从很久之前我就分不清了。或许两者之间对他而言并无区别。09年那个夏季的午后我看着他用绿色塑料吸管搅动融化的奶油和咖啡液，思考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是五年前我不该出国，还是更久之前，我在学校门口从下午等到天黑，等到他气喘吁吁的一句抱歉，公司有事。是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切就注定了。我和我的哥哥曹丕之间隔了十多年的时间，他往前走出太远，我停留在原地太久，血脉相连的一线被抻到羸弱。我看得出来，我的哥哥已经对它太过陌生。
那个下午我哥只坐了一会儿。冰淇淋融化到一半，他接了一通电话，很抱歉地说他得走了，还有些事要处理。好好照顾自己，有什么需要的就跟我……跟哥说。话语在半空中别扭地拐弯，他看着我，忽然很轻地叹了口气，伸手用指节碰了碰我脸颊。六月酷暑，他的手指比眼泪更冷。我下意识拉住他，我说，哥。他有些疑惑，但仍然温和。还有什么事？他的手腕沉甸甸硌在我掌心里，骨骼嶙峋。一尊锈迹斑斑的青铜剑柄。我突然很想问他这几年是怎么过的。
没事，我说，你保重身体。
他笑了起来，轻轻把手抽走，拍了拍我的肩，叮嘱，照顾好自己。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那个下午他从咖啡店里走出去，从我的目光里走出去，一直走到几年后病逝洛阳，我几乎没再听到过他的消息。时至今日我的哥哥曹丕已遥远如同一个务实的谎言，我发觉我快记不清他的面貌。那天下午我回到房子里，抽出那箱胶片，联系上一家冲扫店送了过去，第二天晚上就收到照片文件。
照片数量比我想象的还要多，杂乱堆在一起。有我刚上中学的时候，穿着蓝白校服，头发修得很短，有些局促地和我哥站在校门口。还有年纪更小一些的时候，我和我哥争抢一个游戏机，他把手举的很高，垂着眼睛笑盈盈看我扑上来。结婚的那张他西装革履，挽着新婚妻子，有些不自在地对镜头微笑。最早的一张里我和我哥都很年幼，我正从滑梯上往下滑，转头冲我哥招手。
黑白照片，但我极鲜明地记得那座滑梯是红色的，就在公园正中央。那大概是我和我哥最亲密的时候。我刚上小学时，有天阿姨带我去小区的公园里玩沙子。我哥刚好放学回来路过公园，看见我在堆沙子，就过来和我一起玩。那天下午我们堆出了一个巨大的王宫，有城堡、有花园，花园里有池塘和秋千。我说，我要住在里面。我哥说，王宫里面住的是国王和王后，国王已经被我先当了，你就当王后吧。我说，可是我不想当王后。我哥说，我也不想当，那怎么办。我们想了很久很久，太阳快要落下去，阿姨开始催我们回家。我哥忽然说，想到啦，我们可以当王子。王子也住在王宫里，而且王子能有两个。我开心起来，伸出双手环住我哥的腰，说，好啊，那我们就当王子。永远永远当住在王宫里的王子。
我的哥哥扬起被夕阳照亮的面孔，很轻地笑了一下。
这件事太过久远，却异常清晰，很长时间里我一直以为这大概是我的幻想。十多年后我考上外省的研究生，临走前在家里吃了最后一顿晚饭，我哥依然不在。我以为他晚上不会回来了，就像很多个夜晚一样。大概一点多多，我听到开门声，走去客厅，发现我哥正摊在沙发上。他身上有很重的酒气，领带松松垮垮，面孔泛着潮红。他看着我走过来，就弯起眼睛说，小植，你怎么这么晚了还没睡呀。
那个时候我突然想起这件事。我哥被夕阳映红的面孔，风吹过他的白色校服。一株柔软、伶仃的芦苇。我说，哥，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一起玩沙子。我们约定好了，永远不分开。我哥看起来有些困惑，问道，什么。我说，没事。我明天中午的飞机。我哥说，你过来。我撑着扶手，单膝跪上沙发。他说，再过来一点。我低下头，他捧着我的脸，吻了吻我嘴角。
我忽然很想哭。
我的哥哥用手背贴上我鬓角，又说，小植，你长大了。
我长大了吗？考大学、发表文章、去离你很远的地方读研，这就是长大吗？这一年我二十二岁，如今我四十二岁，我始终都轻易地就因你流泪。哥哥，这说不上长大。我后来才明白成长是个贬义词，它意味着人变得软弱，变得疲倦。一些东西被迫剥离，像幼年时期拔去乳牙。学会另一些事情如同长出智齿。循环往复，漫长、磨人的疼痛，到最后悟透小时候在幼儿园捡起一片落叶时随口说出的话：这就是死亡。
为什么生命是一个完整的圆，我要先离开你数十年，才能回到你身边，哥哥？
如果人不会长大该多好，我不会要靠出差才能紧促地见你一面，不会和你的葬礼隔了千重山万重水。那些失色的老胶片里你我如此年轻，站在崭新的世纪来临之际大笑，好像一切真的都在变好，并永远、永恒地向前奔去。
那个晚上我在你的床上沉沉睡去。窗外或许开始下雨，我闻见潮湿的泥土腥气。在我的梦里你还年幼，一字一句教我背《采薇》。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尚无法那些字句的意思，只是亦步亦趋攀附着你的发音。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我们坐在晃晃荡荡的秋千上，每背一句，秋千就飞高一点。书页变成一只白鸟从你手中飞走。就在那时你说你要走了，你俯下身，亲吻我的额头。你的嘴唇冷如琉璃。我说，别走。
雨水把我的额发打湿。